重在見面 巧設議題

　　記者：當時為什么選擇在新加坡呢？

　　唐樹備：這不是我們建議的，是李登輝主張的，李登輝選在新加坡應該說有兩個考慮：第一個就是他們一開始不愿意到大陸來，因為第一次交手嘛！第二個李登輝搞“汪辜會談”的目的是希望在國際上凸顯臺灣和大陸不是一碼事，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他希望達到這么一個目的，所以他要在新加坡這么一個國際城市來舉行。出于斗爭策略考慮，最重要的是見面，第一次見面在外國可以先退讓一步，我們主張以后就不能在外國了，所以在“汪辜會談”的共同協議里面就規定在外國舉行是特殊的例外，第三地像香港、澳門是可以的。

　　記者：當時會談的議題是怎么確定下來的呢？

　　唐樹備：當時我們主動提出來，我們要談經濟，當時臺灣方面也表示同意談經濟，但限于對臺商的保護。我把邱進益先生請到北京來了，當時商定“汪辜會談”的性質是民間性的、經濟性的、事務性的、功能性的。事務性、功能性這個提法是臺灣提的，經濟性是我們提的，民間性是大家都同意的，最后達成協議，就是“汪辜會談”的性質是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照顧了兩方面的要求，都把它囊括進去，但突出經濟性。

　　記者：當時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要突出經濟性呢？

　　唐樹備：當時因為大陸改革開放嘛！我們需要經濟上對外開放，我們希望引進境外的資金、包括臺灣的資金來促進大陸的經濟發展。另外引進一些境外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這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的。另外從大的方向來看，從兩岸關系來看，首先要從經濟上入手，因為在經濟上有往來了，人員就往來了，人員要是往來了，大家的感情就融合了，所以經濟是一個抓手，通過經濟帶動人員往來，促進兩岸老百姓互相的理解，增進共識。

　　記者：當時從經濟入手也比較容易達成共識是吧？

　　唐樹備：應當說臺灣也有這個要求，因為當時美國人要求臺幣升值，所以臺灣的出口碰到困難，因為它的工資成本比較高，大陸工資成本比較低，所以臺灣的企業包括會談以前已經偷偷到大陸來了，所以臺灣民間的企業也贊成搞經濟的主張。

　　記者：經濟上有互補性。

　　唐樹備：對，大家都有這個需要。當時兩岸的交流剛開始，第一個就是因為老兵到大陸來探親，有些老兵就開始拿著一些資金到大陸來投資，第二個在這種情況下兩岸的交流是屬于單向的，因為臺灣只開放了老兵到大陸來探親，別的都沒有開放，大陸的人也去不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兩岸“汪辜會談”的主要任務，一個就是要推動兩岸的經濟合作交流，第二是要促進雙向的交流，這是當時“汪辜會談”要解決的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就是1990年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對臺工作會議確定的方針，當時確定的方針就是要擴大兩岸的經濟交流，要實現雙向的交流，“汪辜會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舉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