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臺灣一般的書店，要找到他們的作品并不容易，連他們的名字也已不為普通大眾所熟知。然而，回顧臺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以他們為代表的臺灣優秀作家閃耀的民族精神之光，應當被重溫，被紀念。

　　記者在新竹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呂正惠等學者的“帶領”下，“找”到了那長達半世紀的時代暗夜里，臺灣最亮的文學“星光”。

　　賴和：“臺灣的魯迅”

　　賴和，臺灣彰化人，1894年出生，隔年臺灣被清廷割讓日本。

　　臺北醫學校畢業后，賴和就職于嘉義醫院，因無法容忍日本醫生和臺灣醫生間的不平等待遇，回到故鄉開設“賴和醫院”。1918年，賴和前往廈門，供職于鼓浪嶼上的博愛醫院。在大陸期間，他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五四運動”爆發后返臺，參與領導臺灣文學改造。

　　1925年，賴和發表白話文處女作《無題》，被譽為“臺灣新文學運動頭一篇可紀念的散文”。1926年，他在《臺灣民報》上發表臺灣最早用白話文寫作的小說《斗鬧熱》，從此進入創作旺盛期。

　　發軔于1920年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是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化斗爭和思想啟蒙運動，而賴和正是這一運動的先覺者與主導者，加上他的醫師身份，因而被譽為“臺灣的魯迅”。

　　賴和留下的寶貴文學財富，體裁涉及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諸多方面，許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是日據時代臺灣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和反抗是貫穿他所有文學的基本精神。尤以小說為主，他用樸實的文筆控訴日本殖民者對臺灣民眾的種種歧視、剝削與壓迫，希望喚起被殖民者的覺醒與反抗。”呂正惠說。

　　呂正惠認為，賴和1932年發表的小說《豐作》“是掌握時代脈搏、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的好作品，在所有日據時代的小說中是難得一見的”。小說講述了農民在甘蔗收成好時卻蒙受重大損失的故事，反映了日本制糖會社對臺灣農民的經濟壓榨及其本質——“《豐作》揭示了殖民者的剝削是結構性的，即任何被統治的臺灣人都逃不了被壓迫的命運”。

　　賴和是為民代言的作家，始終關切底層臺灣人民的疾苦，作品直逼慘淡的現實。除小說之外，他留下的詩句同樣投射出正義的光芒。其創作于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最長的一首詩《南國哀歌》，為紀念霧社抗日起義所寫，揭發、譴責殖民者以先進武器屠殺少數民族同胞。

　　“兄弟們來！／來！舍此一身和他一拼！／我們處在這樣環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著子孫斗爭”，行行充滿力量的詩句如今讀來，仍讓人心潮澎湃。

　　由于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賴和曾兩次被捕入獄。1941年12月，他二度入獄，次年1月病重出獄，一年后逝世，年不過五十。他一生只用中文寫作，始終保持堅定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未能看到臺灣光復，但他以詩人的眼睛，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到了——“日漸西斜色漸昏，炎威赫赫竟何在？人間苦熱無多久，回首東方月一痕”。

　　楊逵：把牢坐穿的“文學硬漢”

　　楊逵，1906年生于臺南，1924年赴日留學，1927年返臺參加組織農民運動，曾任“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他1935年創辦的《臺灣新文學》月刊由于登載許多抗日文學作品，于1937年遭日本殖民當局查禁。楊逵數次被捕，在日據時期共坐牢八年之久。

　　1915年，臺灣發生西來庵武裝抗日事件，被捕臺胞多達1957人，其中800余人被判處死刑。年幼的楊逵親睹日軍鎮壓起義的炮車從家門口經過，心靈被強烈震撼。較大后，他讀到日本人所寫的《臺灣匪志》，其中包括對這一事件的歪曲記載，楊逵的內心受到了極大沖擊。

　　后來他說：“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自然對于我的文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至于描寫臺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而對殖民殘酷統治型態抗議，自然就成了我所最關心的主題。”

　　“他是一位堅強不屈的抗日作家。”呂正惠這樣評價楊逵先生。而有關研究還指出：“楊逵的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愛民、愛國意識，對臺灣的抗日運動有著極深的影響。最后一次出獄后，他經營‘首陽農場’，‘首陽’二字取自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之意，以示絕不向入侵的統治者屈服的精神，愛國情操令人感嘆。”

　　1932年至1934年，楊逵創作了第一部小說《送報伕》。“以簡潔而有力的情節，表現了臺灣中下層農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走投無路的情景。”呂正惠說，小說主角出身自耕農家庭，家境原本還算穩定，但因為受到日本制糖會社壓榨，土地被強迫低價征收，父親被打傷病死，主角遠赴日本尋找出路，在東京當送報伕時又被老板欺騙、剝削。在日本無產階級友人的協助和啟蒙之下，他終于意識到被壓迫者應當團結在一起，于是決定返回臺灣，與家鄉受苦受難的民眾共同奮斗。

　　呂正惠說，楊逵在日期間受到左翼思想影響，這深深影響了他后來的文學創作。其另一部代表作《模范村》，將日本帝國主義與臺灣本地的封建勢力聯手壓迫農民指明出來，作品的政治認識比《送報伕》更加深刻。

　　“楊逵具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銳的現實感受，他的創作總是希望掌握時代與社會的大關鍵，一針見血地指點出來。”呂正惠說。

　　楊逵1950年代創作的《牛犁分家》，其中一段以1943年的臺灣為背景。劇中，主角林耕南對孩子說：“日本戰敗的話，臺灣便可以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不就可以把日本人通通趕回去了嗎？不再被日本人管，也就是不要再被他們欺負，不要再受他們的氣了。……要是每個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國家民族便會富強起來，國土一定不會淪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