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應當關注文學意義上的莫言

　　一個優秀作家，完全可能具有并且(有意無意地)表現出精神上的多重性，一方面是偉大的，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渺小的。更何況，莫言在《酒國》等作品里所作的反省式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證實，他并不是沒有意識到，我們自身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同樣是我們批判的對象。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今年在中國引起了空前熱烈的爭議，原因是中國小說家莫言被認為是獲獎的最熱門人選之一。其實，幾年前我就在美國學術界的電子郵件群里發起了推薦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活動，列舉了幾大理由來闡述莫言是最有資格(和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其一，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尖銳的筆觸書寫了當今的社會矛盾和當代歷史的創傷經驗；其二，勇敢的先鋒主義美學態度，在文體實驗和形式開拓上以各種形態突破了傳統寫實主義的機械手段；其三，鮮明的本土色彩，蘊含著大量中國鄉村文化和民間文藝的元素；其四，很不幸，諾貝爾獎的評委除了一人之外都不懂漢語，而在當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里，被翻譯介紹到西方文字最多的，是莫言的作品。

　　但在反對者眼里，這些似乎是次要的。甚至，某些理由反而可能成為莫言為迎合諾貝爾獎而寫作的證據。然而，去迎合一個福克納和馬爾克斯建立起來的標準，又有什么值得羞恥的呢？而更多的批評是集中在指摘莫言放棄了一個作家的獨立：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委老頭們不會喜歡一個體制內的作家。莫言在現實中的某些行為也被網友們責難，諸如不具備知識分子的自由人格等。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張閎所說的，一個優秀作家，完全可能具有并且(有意無意地)表現出精神上的多重性，一方面是偉大的，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渺小的。更何況，莫言在《酒國》等作品里所作的反省式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證實，他并不是沒有意識到，我們自身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同樣是我們批判的對象。若論妥協，司馬遷大概是最極端的例子：盡管身心受到極度摧殘，卻潛心寫作了《史記》。但現實中的妥協不等于文字的妥協。因此，文學史留下的是司馬遷，而不是荊軻；盡管荊軻也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超群詩才，但因為扮演了行動者的角色而成為了另一類的偶像。

　　在世界文學和藝術史上，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有無數例證可以說明，即使那些現實中有過相當不光彩作為的作家和藝術家，我們仍然不可能抹殺他們作品的偉大。比如肖斯塔科維奇和普羅科菲耶夫這兩位前蘇聯時期的作曲家都曾寫過歌功頌德的作品，發表過迎合高壓政治的言論。而美國詩人龐德則支持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權，法國作家塞利納曾公開宣揚過反猶意識形態，博爾赫斯曾經從鄰國的獨裁統治者手里接受過十字勛章。但他們的音樂和文學作品所達到的高度遠遠超越了那些錯誤言論和幼稚行為的意義。即使具有強烈左翼批判精神的大江健三郎，也不會狹隘到否認右翼分子三島由紀夫的文學成就。而大江，也一直是莫言問鼎諾貝爾獎的主要推手。

　　恩格斯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就文學作品的藝術與思想高度而言，思想反動的巴爾扎克，比進步的左拉更偉大。只要莫言的文學成就已可與大師比肩，支持他獲諾獎的理由之一甚至也可以是更好地批判和反省，包括莫言、自我、他人……但就諾獎而言，不是圣徒獎，是寫作獎，關注的是作品的力量，不是作家的個人身份和行為。只要我們認真讀過莫言的《酒國》《生死疲勞》《十三步》《蛙》等小說，就不能否認，莫言的思想與藝術高度絕不是表面膚淺的“迎合現實”可以解釋的。相反，莫言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現實和歷史中最隱秘的真實，并且用各種富于魔力的敘述方式表現出來，迸發出巨大的批判性言說力量。

　　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齊澤克，在他臥室的床頭掛了一張斯大林的畫像。也許我們會不解：一個不遺余力揭露斯大林時期社會荒誕的思想家，為什么要把嚴苛統治者的形象懸在頭上？對齊澤克而言，任何人都不得不直面和承擔自身的命運。通過自身承擔某種不光彩的命運，我們可以摒除超越于時代或免疫于現實的幻覺。或許，我們也可以把莫言的某些行為看作是這一思考方式的注腳，不管那是不是莫言的原意。無論如何，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恰恰是文學意義上的莫言：他的作品迫使我們在一種狂亂的精神境遇里，繼續體驗我們曾經經歷和正在經歷的怪誕現實，并揭示出我們不愿正視的真實內核。(楊小濱 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