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經濟學的回歸

　　新華網消息：英國金融時報9日發表題為《撒切爾經濟學的回歸》的文章，文章稱人類社會歷史往往是被 “少數人”拯救的，撒切爾夫人如何再造英國？她源自常識的經濟理念，打破利益集團的勇氣，對于中國有什么借鑒意義？以下為主要內容：

　　“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僅僅把它留給經濟學家去研究。”這是剛剛去世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的名言。撒切爾夫人對于英國的再造意義毋庸再議，但是對于遙遠的中國而言，除了津津樂道她在人民大會堂前戲劇性的摔跤之外，點檢她的政治遺產尤其是經濟措施，對于今天的中國還有什么意義？

　　撒切爾曾經說過，經濟學家的觀點反映其個人的非經濟方面的價值觀，這對于她也不例外。上個世紀20年代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出生在一個雜貨店家庭，據說她人生第一印象就是在嬰兒車上看到的繁忙交通，這一愉快記憶或許開啟了她樂于置身開放外部世界的經歷。在其回憶錄《通往權力之路》中，她寫道“我出生在一個講求實際、嚴肅認真、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其父母都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父親祖上幾代都是鞋匠，她也是其家族第一個上牛津劍橋的人。

　　這一背景也使得撒切爾夫人對于經濟學的理解與當時流行的凱恩斯學派大相徑庭。凱恩斯本人出入倫敦的布盧姆斯伯里文化圈，文藝而富足，死前名言是“香檳總是不夠”，而瑪格麗特則來自林肯郡的格蘭瑟姆，節儉而嚴謹，童年離不開戰時的配給制記憶，其家庭“從不浪費東西，生活上也總是量入為出”。

　　撒切爾夫人認為自己對經濟學的看法也來自“個人經驗”，也就是“衛理公會教、食品雜貨店、扶輪社以及在那種環境下培養起來的、受到尊重的所有嚴肅和持重的美德”。正是由于個人經驗與生活常識，使得她免疫于當時的思潮。

　　時代潮流是什么呢？撒切爾夫人在其自傳中回憶，在凱恩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之下，“人們強調的是政府通過直接和經常的干預能夠改善經濟情況。如果能以開明的辦法使用國家的大權，國家就能使個人、家庭或工商企業擺脫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種限制。特別是，當一個家庭的花費超過其收入正走向毀滅時，（按照新的經濟學觀點）國家卻走向繁榮與充分就業之路。”

　　也正因此，政府的支出不僅有理念的支持，也贏得道義的贊許，傳統的自由法則和約束則被微妙地束之高閣。即使在她沒有閱讀米爾頓 弗里德曼等人著作之前，撒切爾夫人已經覺得上述思潮并不可信。當她成為保守黨議會成員時已經有“有自己的理想”，對于這樣一個堅定信仰“財政穩定、自由企業的創造潛力和社會紀律”的人來說，五六十年代英國正在前進的方向值得擔憂，她甚至斷言“對我們的經濟管理了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

　　隨后，她很快就被“有關貨幣主義、自由貿易和放松管制的好處”等理論說服，然后又說服更多別的人，在多年首相任期內對英國經濟開始了系列大膽改革。于是，一度不可一世的工會勢力被徹底擊敗了，一度龐大的國有企業被出售了，一度繁瑣的政府監管被放松了，而一度氣若游絲的自由資本主義精神終于回歸。她不僅重整英國經濟，使之重新回歸世界舞臺中心，更與對岸的里根總統一起向世人證明，自由市場制度的確仍舊是最不壞的制度。

　　這對于中國有什么可以借鑒之處？ 按照經濟學家奧爾森的理論，一個社會承平越久，利益集團的密度與勢力越大，他們高度組織化的尋租逐利行為將輕松戰勝一盤散沙的大眾，即使后者的公共利益要遠大于前者，如何對抗利益集團將成為國家興衰的關鍵。作為西方各國中最早進入工業文明的英國，利益集團的勢力如此龐大，按照奧爾森的理論，幾乎看不到突圍而出的希望。戰后數十年間，英國病日益嚴重，甚至有人斷言它將第一個從發達國家退回到發展中國家。這似乎有力地證明了奧爾森的洞察力。

　　正是在撒切爾夫人這樣的改革者出現之后，英國才逐步擺脫了“英國病”，這需要的不僅是智慧，更是勇氣。直到今天，對撒切爾夫人改革的評價還趨于兩極化，但事實是，無論如何抗拒，英國失去競爭力的許多傳統工業注定將會消失；如果沒有堅定而痛苦的改革，英國經濟將難以尋找到重獲增長動力的契機。撒切爾認為，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并讓市場在更大的領域與程度上主導英國經濟轉型，英國才能重獲競爭力。

　　里根總統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撒切爾夫人的解決方案異曲同工：砸碎利益集團與官僚機構加諸市場的鎖鏈，讓市場為經濟尋找前進道路。由此可見，面對嚴重的英國病，撒切爾夫人給出的答案是從更為樸實的生活常識去理解經濟，對于改革阻力則是更為果斷的態度，這對于面臨多重轉型的中國改革不乏參照意義。

　　我們總是渴望嵌入歷史，偉人的離世總被習慣性地賦予時代的暗示。撒切爾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幾經變化，如今不復如日中天，甚至面臨倒戈拷問，但斷言其日薄西山為時過早。如果以為撒切爾夫人代表的思潮在中國已經落伍為“沙灘上的腳印”，那么可能只是一個錯覺，尤其當博鰲論壇上還在為“國企價值”爭論不休之際。

　　“肯尼迪死了，我還活著。只不過在洗碗。” 晚年旅居美國的作家張愛玲曾經在她的小說里如此寫到。反諷的是，撒切爾死了，我們還活著，只不過在爭吵——在倫敦人們默默懷念撒切爾改變了英國之際，中文世界對于撒切爾的喧囂爭議卻未能消停。這看起來荒誕，卻無比真實，一個異國人物的悄然離去，也能劇烈撕扯國內左右兩派的神經末梢，這本來就是社會觀念分裂的暗示。

　　或許，除了民族情緒之外，或許到了重新發現撒切爾的經濟思想的時刻。人類社會是被哈耶克所謂的“少數人”拯救的，杰出的政治家不應該帶領人民去人民想去的地方，更應該帶領人民去人們應該去的地方，有如摩西之于以色列人。撒切爾夫人也成為布萊爾英雄主義史觀在英國最佳代言人，那么在中國呢？（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近期出版《中國經濟怎么了》 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