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

　　2017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同黨外人士共迎丁酉新春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他指出:“‘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這是參政黨應有的擔當。參政黨一個重要職責是讓執(zhí)政黨聽到各方面聲音,特別是批評的意見。同志們要敢于講真話、建諍言,客觀反映情況。”

　　“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出自《明史》卷《駱問禮傳》,這是明人駱問禮上隆慶帝奏書中的一段文字。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穆宗皇帝接受言官們的意見,命諸政務面奏。當是時,駱問禮考中進士授官未久,職務也僅為從七品南京刑科給事中。給事中與御史皆屬明朝的言官,上言本其所職,但是北京的言官們提出面奏之請則并非出于公心。在駱問禮看來,他們不過是懼天下后世之議,以此推諉責任而已。于是遠在南京任官的駱問禮上書言及面奏事宜十事,其中第七事為“平好惡以作士氣”,《明史》中將駱問禮這段文字總結(jié)為:“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眾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

　　駱問禮的這份奏疏在當時及其后能夠引起較大反響,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奏疏中敢于講真話,而且提倡講真話,建諍言。

　　在明朝歷史上,明穆宗算得上是一位不錯的皇帝,他的兩位老師,一位是高拱,一位是張居正,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是適應社會發(fā)展的改革家。當時東南沿海“倭亂”,在戚繼光、俞大猷等愛國將領的努力下,已經(jīng)平息。北方則在高拱、張居正主持下調(diào)戚繼光守薊門,蒙古靼韃部接受了明朝封號,史稱“隆慶議和”。此后即有“隆慶開海”,適應當時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開啟了海上商業(yè)貿(mào)易的繁榮。而張居正改革新政的設計也正完備于此時。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明穆宗聽取言官們的建議,命諸政務面奏,他當然希望能夠聽到來自各方面的真話。但是在駱問禮看來,事情并不在于是否面奏,而在于需要樹立一種講真話、建諍言的氛圍。所以他在奏疏中說道:“一人非之不為逆,人所獨見,眾共是之,不為比,惟其當而已。”

　　駱問禮的這番話是實有所指的。明朝中葉以后,從社會到官場,流行一種應酬之風,與駱問禮同時代的呂坤,在他的《呻吟語》中曾經(jīng)說道:“而今只一個‘茍’字支吾世界,萬事安得不廢弛?”官員們事事茍且,只顧在官場上鉆營,諳知為官之道的潛規(guī)則;或因門戶漸開,官居給事中、御史者,各有所主。所以后人評論說:“故其時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心之不能無私;言愈多,而國是愈益淆亂也。”當官不做事,或者唯唯其間,誰也不得罪,或者黨同伐異,維護的只是一群人的利益,這也成為當時官場中的痼疾。

　　但是駱問禮卻是一個不肯茍且的人,他敢于挑戰(zhàn)皇帝權威,當張居正請穆宗皇帝大閱時,他出來反對,以為“非要務”,并因為多次與張居正牴牾而困于仕途不得升遷;他也從不隨波逐流,當張居正死后備受攻擊,眾官員們唯恐被視為張居正同黨的時候,他卻以一首《哭張江陵》表示出對于這位改革家的崇敬:“寵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幾元臣?沉沉伏馬周墀靜,蔚蔚虞羅禹服新。方進早除賢范遠,祈奚內(nèi)舉圣恩頻。憑云一灑臧孫淚,藥石年來味始真。”他也不畏權貴,對于顯赫的功臣之后誠意伯劉世延的為非之舉,他毫不猶豫上疏彈劾;他更不因循當時官場當官不為官的風氣,上疏彈劾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駱問禮因每每直言,得罪皇帝身邊宦侍而被貶謫到僻遠的楚雄任九品知事。

　　如此看來,駱問禮在官場上確實顯得有些不識時務,但是他的不識時務恰恰是因為有了那種敢于講真話、進諍言的擔當。只可惜在當時官場中,像駱問禮這樣的官員實在太少了。

　　駱問禮在官場位終于湖廣(今湖南、湖北)按察司副使,并無顯赫地位,但是他的這份奏疏卻不僅收入《明史》本傳,而且當明末陳子龍等人修纂《皇明經(jīng)世文編》的時候,這份奏疏也被全文收入,成為傳世的經(jīng)世之文。

　　今天中國的改革已經(jīng)進入深水區(qū)。廣大知識分子要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多作貢獻,對國家大事,樹立起“惟論是非,不徇好惡”的擔當精神。這不僅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期望和要求,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責任。

　　(作者:商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