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新媒體《上海觀察》連續刊發了《公務員：這一年少掉的福利》、《公務員隊伍開始動蕩了嗎？》等一系列文章，一名上海市原市級機關80后公務員看完后也自述辭職的心路歷程：“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能力是‘聽話加寫報告’， 社會關系是‘領導加同事’。反觀本科畢業10年的同學，談到買房，看的都是600萬元以上的級別；提起股票，賬戶里至少7位數。”

　　近期，媒體密集關注公務員的收入，讓公眾得以更近距離地了解這個群體，“圍城”效應也正在公務員系統內部上演。其實，上述“80后公務員”的自述并不新鮮。前些年，媒體集中報道過高校年輕教師的收入低，一些“青椒”們也是現身說法，字里行間充滿悲情。

　　說實話，收入低不只存在于公務員這一群體，媒體、醫療衛生和教育等很多行業的年輕人在起步階段，其工資都不可能很高，成為領導、進入管理層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對別的行業從業者“看的都是600萬元以上的房子”、“賬戶里至少7位數”等描述，顯然也有夸大之嫌，畢竟，任何行業總會有高、低收入的差距。更何況，在某個行業能否實現世俗意義上的成功，還涉及年輕人個人的能力和機遇，不是每個年輕人換種職業就有成功的可能。

　　2012年，一個月工資2500元的“困惑的小公務員”給綿陽市委副書記張錦明寫了封信，表達了底層公務員關于職業理想的困境，張錦明在回信中開導對方：“四川省職工平均工資在全國都是不高的，去年剛過3萬元大關到31489元，你的工資應該也接近全省平均數。任何財富的分配都要受到過去分配的自然和社會條件的積累效應的影響，目前你的工資是我的一半多，你的工齡是1年，而我的工齡是38年，你叫我情何以堪？對比理論和實踐，親，我覺得目前看你的工資水平在四川應該是比較公道的。”

　　我們這個社會對成功的理解，以及職業幸福感的喪失，一種常見情形就是喜歡拿別的行業一些突出的甚至是極端的優勢，和自身劣勢相比，而不是基于自己行業的整體現實。工資收入的比較，也不是基于行業內部的薪酬體系，以及周圍大部分普通同事的收入，這種選擇性的比較顯然會造成心理失衡。在這種落差下，樂觀、理想、堅守、奮斗等成功所需的最基本條件，都被急于獲取物質富足的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凈。何況，高風險者高收益，低風險者低收益，普通公務員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也決定了這個群體很難有多高的收入。

　　當然，筆者并不是在此宣揚安貧樂道。工作都是為了生活得更美好，這是個資源開放、人才流動的時代，公務員隊伍并非只能進不能出。媒體也沒必要去過分地渲染“小公務員”群體低收入的悲情，因為這個社會還有很多和他們一樣低收入的群體，但也有很多人仍在堅持著，努力著，而不是一味埋怨。（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