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身感知中年農民工的艱辛

　　在北京市一家酒店做維修工的山東人趙忠偉有著一頭濃密黑發(fā)，不過，那是一頂做工精細的假發(fā)，200元。此外，他的身份證上年齡也陰差陽錯“縮水”了7歲。如果沒有這些“偽裝”，1963年出生的他很難在城里找到工作。趙忠偉和他的同鄉(xiāng)所面臨的是一個典型的中年農民工困局——在農村，他們被歸為剩余勞動力；在城市，他們幾乎找不到合適工作，城市和工廠更歡迎年輕力壯、手眼靈敏的年輕人。（5月29日《第一財經日報》）

　　也是，“農民工”的稱呼喊了30年，大家都老了。即便是那些十幾歲就進城打工的小青年，如今也應該50多歲了。用趙忠偉的話說，“同村像我這個年齡的，早就當爺爺了”。在傳統(tǒng)的語境中，當爺爺不僅是輩分高了，同時也意味著可以含飴弄孫坐享清福了，不過，依然奔波在城市里的中年、老年農民工顯然做不到這一點。他們還得整天繃緊神經，和兒子輩的青年農民工拼體力，“愛拼才會贏”，不然，根本無法在城市里繼續(xù)存身。

　　據國家統(tǒng)計局2011年《農民工調查監(jiān)測報告》顯示，超過30歲的農民工比例高達61％，其中，41歲～50歲占比24．0％，50歲以上農民工占14．3％。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奔跑了30多年之后，只見農民工頭發(fā)熬白、皺紋漸深、年齡老化，卻少見身份地位的積極變化，這樣的艱難與困頓，不免讓人慨嘆不已。

　　其一，城市應該盡快消除制度因素的障礙，主動以制度創(chuàng)新降低農民工融入門檻。客觀地講，與以前相比，目前農民工的處境確實有了很大好轉，但是，困擾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制度因素依然很多，比如社保制度、住房、子女教育等等，不少城市在規(guī)劃設計這些制度的時候，并沒有更多考慮農民工的需求，也缺乏相應的制度配套。其所覆蓋的人群，并不包括農民工。即便出臺一些零星的政策規(guī)定，也只是局部釋放出來的一點政策善意，不可能改變中年農民工的艱難處境，中年農民工在奉獻了青春和汗水之后，背著背包回農村可能還是無奈的選擇。

　　中年農民工并不是喪失了勞動能力的包袱，某種意義上講，這一群體經過多年一線勞動的錘煉，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而且體力、精力也并未像城里人想象的那樣完全消退。在普遍缺工的大背景下，城市政府完全可以轉變思路，讓中年農民工能夠在城市里留下來。更何況，從長遠來看，農村也已經無力為城市無休止地提供勞動力，農村的“蓄水池”中，不可能再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青年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再榨取青春以求發(fā)展，可謂正當其時。

　　其二，農民工自身也應該通過職業(yè)技能培訓實現勞動力再造，不能總是在簡單勞動的軌道上自由滑行。目前，很多地方都在進行農民工培訓的工作，這項工作無疑具有極大的正當性。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很多地方的農民工培訓流于形式，往往只是搞出一大堆好看的數字，很難真正落到實處，很多農民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這樣一項政府扶持的培訓計劃。當下之計，除了繼續(xù)強化農民工培訓，把工作做實做細之外，還應該引導農民工自己有意識地在職學習，提高技能，以適應新的需求和挑戰(zhàn)。

　　有關部門在制訂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也應該考慮年資，而不是只是按照崗位確定工資標準。要知道，這樣做不僅僅是對中年農民工的體恤、照顧，更是對整個社會的一種積極姿態(tài)。企業(yè)或許有所選擇，而社會不能拋棄每一個生命個體，這既是政府的職責，也是社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