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高管的無節制高薪是導致本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正是美國以及一些效仿美國的歐洲國家金融機構利用無節制的高薪、花紅為誘餌，使得華爾街創造出莫名其妙的金融工具、高杠桿金融產品，最終釀下這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痛定思痛，美國政府、國會以及民眾都對金融高管高薪給予譴責，歐洲國家要求限制金融高管高薪的呼聲更高。
美國、歐洲的許多金融企業都是私營的。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看，私營企業的盈虧甚至生生滅滅是其內部之事，完全由出資人負責，民眾不必譴責，國家也不必過問，更何況其內部管理人員的薪酬高低？問題是，這些企業的過高薪酬、花紅已經釀造了整個國家金融乃至經濟的風險，這些企業的生死存亡已經影響到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眾收入及就業。因此可以說，歐美對金融企業限薪，完全是從國家宏觀經濟安全角度出發的，這給中國以極大的啟示。
迄今為止，我國對國有金融企業高管的限薪工作可以說沒有多大進展。銀監會日前明確表示，該會不是我國商業銀行薪酬的主管部門，不存在對商業銀行限薪的問題。銀監會的話不無道理，因為銀監會只是業務監管部門，不是國有出資人代表。國有金融企業高管高薪、高花紅失控的原因，主要在于出資人約束缺位。
有人說，按照國際慣例，薪酬激勵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內容，金融企業高管薪酬具體辦法和水平的高低由銀行董事會決定。按照這一邏輯，金融企業高管的薪酬會越來越離譜，因為董事會成員都是享受高薪、高花紅的對象。而且，這些董事會的成員能夠代表出資人——國家嗎？能夠從根本上代表股東——人民嗎？在國有金融企業，談董事會制定、決定薪酬高低，完全是瞎掰。
從法律上說，我國目前也存在對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缺失的問題。《公司法》第103條已經明確了股東大會對公司董事報酬的決定權，但并沒有考慮到股東大會可能形同虛設的情況。我國民商法主要奠基人之一、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曾就此表示，對國有企業高管高薪進行限制，應該通過法律明文條款來實現。不能因為一部分行業占有國家資源、得到高利潤，而讓高管享受高薪，人為造成行業之間的巨大差異，這不符合分配原則。
因此，從金融危機教訓、預防金融風險、分配公平、社會責任等多個角度來看，一些占有國有資源的金融企業高管享受高薪、高福利、高花紅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余豐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