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道德價值觀向來視嫖妓、賣淫為諸惡之首：“嫖賭飲蕩吹”中“嫖”居首位；“黃賭毒”中“黃”亦是榜首。性交易行為一直存在，用禁止、設罰的方法加以杜絕只是一種理想，而這種理想在現實中不易實現，務實的做法是面對問題。這種說法不無道理。賣淫活動確實屢禁不止，好比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過，這是否就意味著應該讓其合法化？相信不少人的答案會是否定。因為這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道德問題。此外，賣淫和買春畢竟不是值得炫耀的事，多數人總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恐怕不會堂而皇之地進出性交易專區，而嫖客也會繼續幫襯隱蔽在小巷小街里的性工作者。如此一來，人們還是要在非“紅燈區”進行性交易，臺灣民意部門當初修法讓其合法化的目的也就泡湯了。其實，島內各縣市視“紅燈區”為洪水猛獸，當局又何嘗不是呢？只是，它不愿當“惡人”，于是大費周章地修法，把此棘手問題丟給地方，美其名曰“放權”，實際上是“卸責”。可以想象，今后設立“紅燈區”一事就像一個皮球，在臺當局和地方地方之間滾來滾去，而難有定論。【詳細】

　　“社會秩序維護法”以“是否意圖得利”來作為判案準則，其實并不合理。嫖客不是沒有“得利”，只是他的“利”不能以物質的形式呈現出來，而性工作者的“利”則表現為鈔票，成為“活生生”的罪證。若按此原則，在毒品交易中，應只有販毒者有罪，因其賺取了大量鈔票，而吸毒者是付錢的一方，沒有“得利”，不應判罪。但事實上，吸毒者亦并非沒有“得利”，只是其精神上的滿足不能物化而作為呈堂證物。因此，現行法律規定，吸毒和販毒均違法。但在性交易中，警方和法庭卻以另一套相反的原則定罪，顯然是自相矛盾。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在性交易中，有“賣”就必然有“買”，沒有嫖客光顧，性工作者又如何完成“買賣”？既然賣淫的一方要受罰，買春的一方也應有“相同待遇”。再者，根據島內法律規定的“平等原則”，法律須保障人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實質平等，不能有差別待遇。而“罰娼不罰嫖”顯然是違反了平等原則。這條不公平的法則也就走到了歷史的盡頭。【詳細】

　　“新法令”的法律效果是：在性專區出現之前，社會的性道德管制已退回到“娼嫖皆罰”的反人性與反人權的時代。不禁令人好奇，21世紀臺灣第一個“依法取締”的嫖客將落在哪個縣市、又會是何等背景與面貌？“性專區”的立法意旨，至少承認性交易是人性所不能禁、社會所不能免；因此，就法理言，地方政府若不能設“性專區”，其實可視為對人性及人權的維護不周。也就是說，有了“性專區”，容或可對區外行為處罰；若無“性專區”，那其實可說是當局的失職失能，則豈能處罰人民？不能將“性專區”作為鋸箭法，畢竟留在肉里的那一段箭鏃才是問題所在，而不能只是切去外頭的箭羽了事。此法在法理上不通，在實務上難行，必須另謀良策。【詳細】

　　臺灣的性交易行業早在日據時期就已“制度化”，即所謂的“公娼制”，當時妓女須“持證上崗”。國民黨接管臺灣后，風月場所一度被取締，后又死灰復燃，1997年，時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喊出“廢娼”，但在性服務業者的抗爭下，直到2003年才算正式廢除了“公娼制”。

　　臺灣的社會管理在很多方面頗為成功，比如街道整潔，市場有序，禁煙卓有成效，不過批評的聲音永遠都不缺。而性交易在島內從合法到非法，現在又回到了合法的原點。這一做法好像很難實施下去，因為臺灣社會仍以“嫖”為恥。這無一敢接的“燙手山芋”，臺當局該如何處置？要真去設立“紅燈區”，當地居民誰又愿意讓“紅燈區”設在自己家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