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漢民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葉，汪老便高瞻遠矚，毅然提出開發(fā)和開放浦東的建議，并親自領導和組織了浦東開發(fā)和開放的研究小組。我曾經(jīng)作為他領導的浦東開發(fā)開放研究小組的成員之一，從事一些立法和開放度方面的研究。汪老明確地指示我，“小智做事，大智做人，睿智立法。”他十分注目并強調(diào)，浦東開放開發(fā)理當立法先行。回想浦東開放開發(fā)的前期工作，一直到一九九0年九月相關的九部立法的問世，其中無不凝聚著汪老的心血。
周漢民說，二十年來，汪老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國家大事和國際事務的專研、分析和判斷。每次相見中，他總是從戰(zhàn)略的高度就許多關乎民族和民生的問題進行分析和研判，觀點鮮明、鞭辟入里，極具說服力。
九十年代中期，肩負海峽兩岸同胞的期冀，汪老親赴新加坡開始了歷史性的“汪辜會談”，并為“九二共識”的達成做出了艱辛的努力。周漢民說，在赴新加坡前，汪老親口告訴我，自己是以壯士出征的勇氣踏上征程的。他還在一張我們合影的背后親筆題上“開路先鋒”四個字。汪老為推動兩岸的和平統(tǒng)一不懈工作，直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對于我們正在從事的世博籌備工作，汪老同樣是寄予深切的關懷。我們今天能夠贏得世博會舉辦權，能夠在籌備工作中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都得益于他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末期所提出的上海要舉辦一屆世博會的主張和宏愿。
周漢民說，近半年來，我時常去探望汪老。盡管病情已十分危急，但在言談舉止間他總是以一種舉重若輕的超然心態(tài)，從沒有忘懷對國家和民族的關切。
今年九月下旬，日本愛知世博會勝利閉幕。他及時地提醒我，當別人把事做成的時候，我們更需要的是總結他人的經(jīng)驗，吸取所有有益的成分，來推動自身的發(fā)展。就在那一次探望中，他告訴我大概還有三個月的時間。說的時候，臉上仍然是平靜的容顏。從那天起，我的內(nèi)心開始了一次倒計時。每每念及，不由潸然淚下。日子一天一天地流逝，總讓我不能自已。
十月的一天，從報上獲悉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汪老榮譽法學博士的稱號。十二月中旬的一個下午，在他病房里，我把中文大學授予榮譽博士的贊詞念給他聽，還念了其中的一段英文譯文。贊詞展示了汪老不平凡的一生和多少年來艱辛努力的成就。汪老臉上只是掛著一抹淡淡的笑容，讓我不由想起多少年來他一直教誨我的“大味若淡”、“大音稀聲”。壁立萬韌，無欲則剛——我想，這就是老人畢生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