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訪大陸得以成行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臺灣政治空氣出現了變化，二是大陸對臺政策的調整。

　　臺灣政治空氣變化的端倪，起始于去年12月臺灣“立法院”的選舉。在這個關鍵時刻，臺灣民眾手中的選票顯示了理性的分量。綠營在“立法院”選舉的敗北，標志著“臺獨”勢力單方面采取刺激行動，直接導致兩岸關系緊張不斷升級的模式被打破，“急獨”的勢頭被遏止，臺灣股市回升，島內出現求穩趨向。客觀上看，這是國親做出訪問大陸決策的政治基礎。

　　大陸方面為實現兩岸高層互動也做出了努力，這就是為兩岸交流、交往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間。

　　上述兩個因素，缺一不可。然二者比較，從臺灣今天的現實看，前者顯得更重要。

　　臺灣島內的局勢是復雜的，臺灣問題的國際背景因素也是復雜的，因此，對國民黨訪問大陸后續影響進行全面的評估還為時過早。筆者根據過去研究的積累，提出幾點看法：

　　首先，短期內不會立即出現兩岸關系的改善。從民進黨看，雖然出現了淺綠現象，有朝中間路線傾斜的信號釋出，但目前不會放棄制造兩岸關系緊張這塊牌。這是因為民進黨的最大政治資源，仍然立足于兩岸的對立與緊張。失去這一點，民進黨的政治基礎就會發生動搖，而轉向需要時間。

　　此外，“臺獨”作為一項產業的經營，為民進黨帶來巨大的利潤，也將繼續誘惑民進黨鋌而走險。

　　民進黨回到中間路線的障礙，除了槍擊案的真相、數額巨大的武器交易等因素外，還有其政黨對社會主流民意趨勢的判斷，究竟是繼續“民主＋政治選票”的路線，還是調整到發展經貿為主的軌道上來？目前尚無定見。

　　從藍營看，泛藍的分裂趨勢如果不能遏止，第三黨作為關鍵少數的政治投機是否出現，將使島內的政治結構受到重大考驗。不能排除目前出現的淺藍、淺綠往中間移動的態勢，又回復到深藍、深綠對峙的格局。

　　其次，長期內，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臺灣民眾的反思。究竟是選票政治，還是發展兩岸雙贏互利的經濟關系？臺灣的政治、經濟在這一點上處于關鍵的時刻。

　　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大陸經濟的健康發展，這些外部因素都在促使島內民眾思考大陸經濟發展與臺灣經濟的長遠關系。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臺灣以“擴大內需”應對了這場風暴，其“擴大內需”的內容中，就包括大陸的市場需求。

　　可見，全球化背景下周邊國家和經濟體的競爭，容不得臺灣再有絲毫的猶豫，作為一個開放度更高的經濟體，其決定性的答案，一定是攜手與大陸合作，在國際制造業的大轉移中，提升臺灣與大陸的地位。因此，中長期關系的主體一定是朝向機制化的緩和與穩定。

　　民進黨自身大陸政策僵硬

　　最后，“臺獨”是沒有出路的，它已經陷入戰略困境。民進黨的最大威脅，目前是民進黨自身大陸政策的僵硬，民進黨有無能力恢復政策的彈性。

　　長期看，束縛民進黨發展的，是亞洲經濟的發展趨勢，在東盟與中日韓之間的“10＋1”，“10＋3”模式上形成的中國大陸經濟的影響力的上升，亞太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些宏觀經濟因素，引起的國際反應必然是希望海峽局勢穩定。這就決定了民進黨戰略上的被動。

　　此外，臺灣是一個教育基準極高的社會，過去對大陸的誤解，部分來自受當局影響下媒體的有意誤導，以及當局對大陸希望傳達給臺灣民眾的信息的封鎖。兩岸誤解越深，“臺獨”空間越大。但這層防線已經突破，這次兩岸互動送出的強大信息，已經深入到臺灣民間。

　　連民進黨自己也在反思這些信息的含義。江炳坤赴大陸“經貿之旅”返臺后，從“違法人物”最終又獲準再赴大陸的變化，連戰出行前的“電話背書”，以及宋楚瑜背后更蘊含著“準官方”意味的扁宋“十點共識”，這些，在戰略困境的壓力下，民進黨內部的分化、政黨定位的淺綠化，最終是不可避免的。

　　萬事開頭難，有了開頭就容易。這次兩岸關系出現的新脈動，可謂雙方都來之不易。后面的障礙還有待共識之士奮起排除。因此，這次國民黨大陸之行所體現的“緣”或者說機遇，兩岸實再應該珍惜。

　　這種配合，從大陸方面看，可以使大陸與臺灣共同構成一個中國主體這一目標意圖得到了體現，從臺灣方面看，為政黨回應提供了可操作的基本平臺。確實是智慧，也確實有望能夠進一步發展。(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周忠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