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中國成立60周年，各地各部門各領域紛紛總結發展成就，組織文藝節目、文化活動，表達對祖國愛的心聲。
60年，是政治、經濟進步的60年，也是文化發展的60年。
政治，本質上是處理沖突與合作的上層建筑。文藝，本質上是表達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沖突與合作。所以，二者在對象上，十分相似。
政治除了通過制度的力量，來調整和規范利益的分配，還必須借助文化的力量來感召人心，克服人性的弱點；文藝的發展，在很多時候并不與經濟的發展成比例關系，但卻無法脫離政治，因為它關系到一時一地的世界觀、價值觀。
正因為文藝與政治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文關系，因此，從文藝的角度來檢視中國60年的進程，未嘗不是很好的紀念。
60年中國文藝的命運，是一個宏大的命題，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闡釋。為了讓普通讀者能迅速進入這段歷史，我選擇三個通俗易懂的文藝現象，簡單勾勒60年文藝的況味。
王蒙的命運：上世紀50年代，因“雙百方針”的緣故，在文藝戰線上，呈現出一片繁榮與生機。有“渾身汗毛孔里都滲著忠誠”、“社會主義文學樣本”的《保衛延安》，又有一批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突破文學禁區的“青春寫作”。
這主要表現在王蒙的《編輯部新來的年輕人》和宗璞的《紅豆》。前者為社會批評小說，結果被批判為“用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和偏激和夢想，來建設社會主義和反對官僚主義”；后者是愛情小說，本意是表現為了革命而放棄了愛情，結果情感描寫太成功，被當成不是堅強而是軟弱，“雖說不后悔，但通篇感覺是后悔”。
現在回過頭來看，且不說這些作品都長留文學史，但就作家們的愛國之心，自始至終是一致的。文學與政治的密切相關，可以辯論批判，甚至可以扣帽子，只是，如果非原則問題因文獲罪，的確是矯枉過正。
相映成趣的是，到今天，“小資”寫作、私小說反而大行其道，而英雄主義卻逐漸式微，仿佛不來一點情情愛愛，沒有一點“污點”，就沒有賣點。許多人開始抨擊“高大全”，彰顯“人性論”。這一次是以“文藝標準”否定“政治標準”。
樣板戲的命運：上世紀60年代，藝術領域最火的當屬樣板戲，據統計，當時有8億人在學唱樣板戲。“學唱樣板戲，革命向前進”，成為流傳一時的口號。隨后，樣板戲被貼上政治傀儡的標簽，而為人所不恥。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去年教育部公布京劇進校園的名錄中，有多個曲目卻正是樣板戲，于是又引來諸多人的非議。只不過這一次相反，是以“政治標準”來否定“藝術標準”。
其實，從藝術的角度來看，樣板戲通過改良京劇的唱腔與內容，十分適合普及。中國京劇院院長吳江接受我采訪時，也表示“樣板戲雖然是一個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它的確是戲劇長河中產生的精品。現在很多戲迷，其實是樣板戲時熏陶出來的。潑臟水不應連孩子一起潑。”這種看法比較中肯，文藝標準畢竟不都等同于政治標準。
孔子的命運：在過去60年中，孔子的命運起起伏伏，頗具戲劇性。早先前，因為五四“打倒孔家店”的緣故，孔子本不受重視。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孔子變成了最火的文化人，全國人民都來批判。
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學熱的興起，孔子又成了中國文化的象征，帶著中國人民的智慧與友好，走向世界。這既是“政治標準”，也是“文藝標準”。
孔子褒貶往復的歷史，讓我們看到“文藝標準”與“政治標準”一直在漂移不定，犬牙交錯。
從王蒙，樣板戲，再到孔子，管中窺豹，不禁讓人會問：60年中國文藝，難道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嗎？
或許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政治有著自我修復與調整的功能，文學也有著自身規律與反思精神。
十年過去了，歷史終究成為歷史。無論如何，值得欣慰的是，在21世紀的中國，政治標準與文藝標準，逐漸在沖突中走向融合，傳遞著這個時代的開放與包容。無論歌頌還是批評、諷刺，都能找到自己合法的位置。
打開電視，既能看到《保衛延安》的正劇，也能看到纏綿悱惻的韓劇，有人在歌頌孔子，有人在熱愛章子怡。的確，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