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成最大社會公約數

　　陳傳仁(知名臺商)：從“8·15保釣”到現在“9·10”日本正式決定將釣魚島“國有化”，保衛釣魚島主權正在成為中國人民甚至全球華人的共同心愿，也在成為凝聚兩岸四地中華民族的最大社會公約數。這樣的民族決心會讓兩岸四地的相關政府部門保釣態度更堅決、果斷、更有效力，也會形成對日本博弈的全民意志。在國難和外來壓力面前，中國人永遠是最團結的。如何發揮5000萬左右的全球華人力量，借保衛釣魚島加強中國認同，發揮全球華人的政治軟實力，這些都是我們日后要考量的。

　　李義強(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副會長)：世界華人保釣聯盟自從在香港正式注冊以來，一直希望利用這個大平臺凝聚更多的民族力量。現在看來，解決釣魚島問題的核心力量一定是中國大陸政府，不是臺灣，也不是香港。民間是推手。在目前這種現狀下，民間保釣運動存在和發揮的空間還很大。我們希望民間有更多的渠道跟政府進行相應的溝通，讓我們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或者這個階段我們能怎么配合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有效地展開行動。我們也希望跟傳媒有更多的互動，讓他們表達民意。

　　莫世健(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日本正式決定將釣魚島“國有化”再次給我們敲了一記重重的警鐘，過去我們善意地追求“擱置爭議”，現在恐怕很難再“擱置”了。從一定角度上講，保衛釣魚島應是立體的戰略安排，需要各方面的組織，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法律。尤其在國際法律秩序構建上，更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每天在做什么，都在被外界解讀。這次中國大陸政府公布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就是一次構建法律秩序的很好嘗試。我們必須通過自己的行為對某個法律原則進行白紙黑字的創造。

　　楚樹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釣魚島的困境告誡我們，中日之間民間外交這條戰線一定要擴大。幾十年來，中國的對外博弈大多是政府在做，但人家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議員、社會組織，包括各類NGO組織，我們什么時候都是單一的政府力量，看似強大，實際上非常薄弱。因此，關鍵是要怎樣尋找到民間保釣力量，怎樣把民間的力量與政府的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在這方面，日本在釣魚島上的社會力量怎么發揮作用，怎樣更嚴密地組織起來，中國應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還應該如何反制日本

　　許森安(國家海洋局資深研究員)：現在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從法理上來講是站不住的。日本認為他們實際占領多年，有法律上的所謂時效。但時效概念不構成國際法公認的規則，我們不接受這個概念。我們要做到據理力爭。該爭就要爭，絕對不能退讓，整個中華民族都不能退讓；第二，要占領國際輿論高地，中日矛盾根本上是日本拒不承認它的罪行。我們必須要用多種手段讓日本頭腦清醒，認識到它的罪行，必須政治、經濟、宣傳、軍事的多種手段一起上。有人提出來要政經分離，我不贊成。經濟就是為政治服務的，要從經濟上對他們施壓。

　　戴旭(國防大學教授)：現在天下大亂，美國稱王稱霸，小國在結盟自保，日本等中等國家在趁火打劫。日本想借美國這次的戰略東移，實現它在太平洋地區的實質性擴張，為下一步日本的全面崛起或者是為它的全面武裝化奠定基礎。個人建議是，我們要在東海立威。以后的保釣行動要和國家的整體戰略配合起來。比如，一是對日本展開全面的輿論戰。第二，保釣運動要在全球展開。第三，我們的執法船要想辦法抓幾艘日本的漁船，想辦法撞沉日本的執法船。第四，隨時對日本的軍事挑釁做好打擊準備。這其中的關鍵是要在心理上強大起來，讓我們的心理和真正的實力符合。要是自己心理軟弱，給什么樣的武器也沒有用。

　　劉剛(日本沖繩大學教授)：日本民族的島根性很強，不愿意屈從于中國之下。近幾個月來，日本炒作釣魚島的背后，是日本國粹主義、民族主義的泛起。日本民眾在這個方向上走得非常快，情緒流露得非常飽滿。日本誤解了從周恩來到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認為中國不重視釣魚島，認為那個島太小了，不希望它妨礙中日大局。我們要破除日方誤解、誤讀，讓日方非常明白我們的立場，讓日方慢慢明白我們必須坐下來跟中國談。中國的可行性操作，一是法制化，中國要制定國內法，將日方登島人員名單搜集起來，通過法律起訴他們。有記錄在案，他們一到中國領土上就要抓。二是要程序化，對民間保釣要支持，甚至可以民兵化。三是保釣一定要加強護航。

　　鄭明(原海軍裝備部部長、少將)：除了目前做的，我們還要加強研究釣魚島，一是形勢判斷，要做得充分、科學，對形勢判斷的決策要科學化、民主化。要做點實際的事，增加實際控制的可能性，比如，入手做生態環境的保護調查，對海洋災害進行監測和預報。第二，陸海統籌。第三，組織學術界讓保釣研究成為顯學，并與實踐結合得更有效、有序。最后，文化工作要跟上，需要更多關于釣魚島的文藝、美術、影視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