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近期刊發美國中情局（CIA）反恐中心前副主任保羅 皮勒的文章，題為《重新審視情報》。保羅 皮勒為美國中情局服務了28年，深知美國情報運作內幕。文章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混亂局面并非緣于糟糕的情報，而是因為領導者的無能。文章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們根據情報做決策”
并非重要事務
美國人經常有這樣一種感覺：從小布什鼓吹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到今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誓言提出阿富汗戰略，這些領導人的決策都是依靠美國遍布全球、無所不知的諜報網所收集的情報做出的。畢竟，美國情報支出每年已達約800億美元。每個星期，重要情報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涌來，涉及從搜捕恐怖分子到遏阻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這種分析為政策制定者日常決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使他們能夠更詳細地考察問題，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基地組織”威脅開始增加，否則，決策者將無所適從。
然而，在重要外交決策方面，比如是否發動戰爭，或廣泛地重新審視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戰略（奧巴馬總統現在可能正在做這件事），情報并非決定因素。對領導人真正起決定性影響的因素是：他們自己的戰略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或個人的經驗；國內政治的游戲規則以及自身的精神狀態。來自政府部門那些不熟悉角落的備忘錄或簡報，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
此外，永遠不要低估傳統智慧的影響力。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與他的核心決策圈曾收到情報部門關于越南的令人沮喪的評估報告，指出南越有能力站穩腳跟。他們也同時獲得來自美國軍方的悲觀報告，稱美軍在越南的努力可能將付出巨大的成本與時間。但最終，這些情報被多米諾骨牌理論所取代。這一理論認為，如果南越倒向共產主義，眾多發展中國家將步其后塵。杜魯門總統決定介入朝鮮戰爭，也是基于過去的教訓：盟國未能及時遏制軸心國的力量，導致二戰爆發；西方戰后的成功，則基于希臘與西德有效地遏阻了（蘇聯）共產主義的侵略。尼克松總統歷史性地向中國敞開大門，是他對大國戰略的沉思以及所處的環境使然。奧巴馬政府最近在伊朗問題上大做文章，則主要是國內政治的需要。而美國中情局的建議，無論是好是壞，基本與上述行動沒有什么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