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糊涂，把我忘了！”這曾是周有光最愛說的一句話。

　　前天，周有光剛剛過了自己112歲生日。昨日凌晨3時30分，周有光便溘然長逝。

　　據(jù)周有光生前好友、解放軍總醫(yī)院退休醫(yī)生蔣彥永介紹，1月13日，他還去探望了周有光先生，情況還算可以。但夜里他身邊親屬來電話說，周老情況不好，半夜立刻送至協(xié)和醫(yī)院。時至凌晨3點半，周老駕鶴西去。近幾年來，蔣彥永每年都會向外界通報老人的健康狀況，但這一次他難過地說：“他走了，他可以和夫人、兒子、女兒共享天上的快樂了。”

　　周有光的一生先后經(jīng)歷了晚清、北洋、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時代，有人稱他為“四朝元老”。他就像自己的筆名“有光”那樣，一生周全而有光。單單走過一個世紀就已經(jīng)足夠不同尋常，但周有光不但活得久，并且夠廣。他橫跨經(jīng)濟、語言、文化三大專業(yè)，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參與《漢語拼音方案》制定，他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盡管他一再否認這樣的稱謂，但外界堅持了這樣的說法。他參與主持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編譯，連襟沈從文笑稱他為“周百科”。他還是為數(shù)不多的曾與愛因斯坦談笑風生的中國人，評價愛因斯坦“沒有架子，衣服穿得還沒我好。”

　　小黃樓里的“喜喪”

　　1月14日下午5點，天色黯淡，風依然凜冽。北京朝內(nèi)大街后拐棒胡同的一家小賣鋪里，一名男子徘徊不定。他在猶豫著是否走進不遠處的那棟黃色的小樓。

　　明黃的顏色并不能掩蓋這棟小樓的老態(tài)，單元門和各家的窗戶似乎在暗示著它的年齡——一位要回家的老人說樓大約是1984年左右蓋好的，沒有電梯，她不得不每天費力地在臺階上攀爬。

　　終于，走到第三層的時候，她不得不停了下來，大口大口地喘息著，聲音掩蓋了一旁防盜門里傳出來的隱隱人聲。一兩分鐘后，老人繼續(xù)著她歸家的行途；留下的只有那道緊閉的防盜門和為生命而憂傷的唏噓——那里便是周有光先生的家，也是他離開人世的地方。

　　防盜門并非永遠緊閉著，其實，這個下午，它已經(jīng)接待了許多周有光先生的學生和朋友，當然也包括諸如常州市副市長和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這樣的官員——常州，那是周先生出生的地方。

　　與他們相比，小賣鋪里的這位男子顯得“微不足道”：他，只是這里所屬社區(qū)居委會的書記。但在他的手機里，卻保留著和周有光先生的合影。那是去年10月10日，他探望周有光時拍下的。照片也透露著周先生家里的“秘密”：布置普通，房間內(nèi)擺放了一張床，一個小的木制方桌，兩把椅子和一臺電暖器，房間地上鋪的是黃色的地板革。

　　這位姓于的書記說老人家里很樸素，沒怎么裝修過，只是去年樓道改造的時候把廚房、廁所改造了一下。

　　他的描述與著名作家謝璽璋所描述的不謀而合，后者還提到了老人的書房：“……來的客人都引到他的書房坐。書房也就十來米，絕不能算大，陳設(shè)簡單而實用，窗前放一張書桌，靠墻立兩個書柜，對面是雙人沙發(fā)，大概是為他休息所備，客人來了，也坐一坐。桌上擺著電腦，我們進來，他把目光從屏幕上移開，招呼我們坐下。”

　　謝璽璋印象中的周有光平和而親切，而在這位于書記的描述里，周先生更是一位與一般老人無異的社區(qū)居民。他描述老人去理發(fā)的情形：“理發(fā)師是他老鄉(xiāng)，以前總是上門理發(fā)。去年大概七八月份的一天，老爺子比較著急，就讓保姆推著去理發(fā)，他也是想著出來轉(zhuǎn)轉(zhuǎn)。”

　　回憶給予了這位書記勇氣，他決定去老人家里祭拜一下。5點20分左右，他走向了小黃樓。大約10分鐘后，他走了出來。短暫的時間卻給予了他深刻的記憶：家中設(shè)置了小靈堂，有一張彩色的畫像，下面桌子上擺了鮮花。他稱，家屬后續(xù)會尊重老人的意見，可能只準備一個小型的告別儀式。

　　“用北京話講，”他說，“這也是喜喪了。”

　　理想與愛情

　　“喜喪”的說法，表達著傳統(tǒng)風俗里人們對于去世的長壽者的敬仰，但活了112歲的周有光對自己的壽命，總是帶著一種豁達與幽默。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森根先生曾經(jīng)講述過周先生的一樁舊事：因為年輕時身體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說他只能活到35歲，而走過110歲的周有光曾幽默調(diào)侃：“不能怪算命先生不準，主要是因為科學進步、醫(yī)學進步，所以我才能長壽，還有大概就是上帝把我給忘記了。”

　　科學在進步著，醫(yī)學也在進步著，但支撐他生命進步下去的，更重要的是思想。

　　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個富足的封建大家庭中，他是獨子。那是一個有著內(nèi)天井、雕花大床的童年時代，也是一個有著對著牌位、祭拜祖宗習俗的晚清時代，他曾經(jīng)向作家金玉良描述過自己的童年記憶：他見過曾祖父母、祖父身穿朝服，像菩薩一樣端坐的樣子。

　　不過，周有光曾祖開始的辭官做實業(yè)以救國之路，最終隨著戰(zhàn)亂而化為烏有。時代在進步，但是周家卻在衰落。周有光的母親不愿看到入不敷出的家里還過著那種排場一樣的生活，帶著他離開了常州來到了蘇州。

　　從此他開始了貧寒的生活。金玉良的《老藤椅慢慢搖：周有光慢慢搖》一書中，記錄了周有光這樣的一段話：“周先生說：‘讀中學和大學是家里最窮的時候。京戲有出《王定保借當》，王定保家境貧寒，借當趕考，最后考取狀元。我考入圣約翰大學，也是借朱老伯母兩箱陪嫁送到當鋪，才湊足學費。’”

　　“五卅”慘案改變了周有光的求學甚至人生軌跡。由于要求學校降半旗悼念死難同胞遭拒，圣約翰大學的學生發(fā)起了“離校運動”。周有光帶著信念和理想，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此地，最終在一所新辦的光華大學，憑著免除學費，念完了大學的課程。

　　這位年輕的畢業(yè)生來到了浙江民眾教育學院任教。在這所移風易俗、男女同校的新式學院里，周有光是眾多女孩子傾慕的對象。周先生曾向金玉良坦言：“我在杭州真是交桃花運，許多女孩子追求我……但當時我只想留學，所以非常謹慎，不敢和追求我的女同事或女學生拉手。從不和她們出去玩，也不隨便到西湖邊上散步，只在房里用功。那時糊涂一點，就麻煩了。”

　　其實，那時的周有光已經(jīng)結(jié)識了一位有錢人家的女孩，不過他一直把她當做好朋友，并無他想。甚至到了1932年，周有光去杭州謀生，女孩去探望他時，他也沒有把她當做“女朋友”，直到女孩家里有人提親，他們才確定了關(guān)系，并在1933年結(jié)婚。這位富家的女孩便是張允和。

　　張允和曾說她和周有光熱戀之時“適逢有光下崗、待業(yè)”；而婚前周有光曾對張允和說“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張允和則答曰“幸福是要自己創(chuàng)造的”。由此，兩個人的愛情，歷經(jīng)近70年風雨，卻始終琴瑟和鳴，情比金堅。直至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去世。

　　金玉良的書中有著這樣的描述：“周有光先生小書房的墻壁上，掛一幅他和夫人的彩色照片。照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照的，先生和夫人并肩站在花叢中低頭看書。夫人允和身穿紫色中式長衣。雖然，她常對鏡頭后的攝像師笑說：‘不好意思，老了……’”

　　半路出家

　　周有光曾說過：“我對語言學和文字學是外行，參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我的孫女上小學時有一次對我說，‘爺爺，你虧了！你搞經(jīng)濟半途而廢，你搞文改半路出家，兩個半圓合起來不就是個0嘛’，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寫照。”

　　顯然，這是周先生的自謙與自嘲。雖然周有光無論在國內(nèi)求學還是海外留學學的都是經(jīng)濟專業(yè)，但是他在青年時代便對國語羅馬字運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感興趣。上海解放后，他曾寫過《中國拼音文字研究》、《字母的故事》等書籍。

　　建國初期，毛澤東曾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底，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直屬國務(wù)院，周有光任委員。1955年秋，周有光應(yīng)邀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后，“文改會”希望周有光留下，當時周有光對“改行”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可是在那個盛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思想的時代，周有光的思想工作很容易就做通了，最終他留在了“文改會”第一研究室任主任。

　　中國經(jīng)濟學界少了位金融學家，周有光成了搞文字的了。

　　拼音這個懸而未決的議題，光是采用什么樣式的字母，就引來各路專家爭執(zhí)不休。蘇聯(lián)專家提議的俄文西里爾式該如何與國際接軌，漢字筆畫式，又要如何讓人能看到象形文字就學會發(fā)音……

　　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chuàng)立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的變讀法則十分復(fù)雜，普通人難以掌握；共產(chǎn)黨人瞿秋白與蘇聯(lián)漢學家合作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無法解決同音詞問題；而得到國際認可的威妥瑪式卻連很多音都拼不準……一番波折后，深思熟慮的周有光提議：不妨就采用拉丁字母。

　　在這個提議得到通過之后，三年的時間，周有光用26個拉丁字母作為注音基礎(chǔ)，主持編寫了今天通用的漢語拼音方案。這三年，寒來暑往，專家們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反復(fù)推敲、試驗、分析，為現(xiàn)代漢語一個字一個字地定形、定音、定序、定量。

　　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漢語拼音成為全國小學的必修課。方案公布以后，當時全國的掃盲工作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在晉南小城萬縣，一般的農(nóng)民15到20個小時就能掌握漢語拼音，100個小時就能識字1500個。

　　及至年邁，參與擬定《漢語拼音方案》依然是周有光心中所驕傲的一件事情。他曾對人民大學出版社編審、《靜思錄》的責編廉萍說：“你看，小保姆手機發(fā)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歲學電腦，也要學拼音。”

　　廉萍趁機問了一個自己困惑多年的問題：“ü是我最喜歡的字母，一條小魚兩個泡泡，太可愛了。可是jqx小淘氣見了魚眼就挖去，為什么挖啊？留著多合適。”

　　周有光說：“為了寫著方便。”

　　在周有光100歲的時候，他曾經(jīng)寫道：“語言使人類別于禽獸，文字使文明別于野蠻，教育使先進別于落后。”

　　重回“嬰兒時代”

　　事實上，周有光并不滿足于曾經(jīng)的成就，即便年紀大了，他也無時無刻不在思考和工作。在他的兒子周曉平的講述中，他退休只是把辦公桌移到了家里而已。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國各地區(qū)發(fā)展的幾種常見模式，探索其形成的復(fù)雜原因，試圖揭示某些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以此告誡國人少走彎路和鼓起勇氣繼續(xù)向前。

　　或許100歲時的周有光依然覺得自己年輕，甚至于2013年12月的一場大病，也未能打倒這位老人。而在他109歲的時候，他在兒子的眼中依然是精神年輕的老人：“自然，隨著爸爸年齡的繼續(xù)增長——2015年他已經(jīng)整整滿109歲了，但他的體力已經(jīng)不再允許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變形已經(jīng)影響他的走路和睡覺，他必須借助助聽器才能聽清別人的話語。但是他依然關(guān)心這個他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國家，并且深愛他的同胞，同時從未失去對外部世界所發(fā)生的最新事件的濃厚興趣。”

　　在周曉平的心中，父親永遠是一個嚴肅但不會打罵于他的人，是一個走著走著路，會突然捏緊他的手，若有所思的人，是一個重視傳統(tǒng)文化但不提倡孝道的人。周曉平不會忘記父親對他所說的：“我不是要你對我孝，我是要你Philanthropy（博愛），有博愛之心，你都會做得很好。我也不會留給你什么遺產(chǎn)，我希望你獲得更多的知識，知識是最好的財富”

　　周曉平這樣描述自己年邁的父親：“他對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頭上的白發(fā)中依然生長著黑發(fā)，他依然充滿幽默感和深思熟慮。雖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經(jīng)變得簡單，他不需要榮華富貴來彰顯他的人生價值，他只想他這一生沒有虛度，并且與這本口述書里他講的故事一樣有趣。自然，爸爸也深深憂郁于未來——雖然他一直是樂觀的。百年閱歷讓他明察現(xiàn)實的荒誕之處，不過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長壽是為見證歷史和引導別人相信事實與真理。”

　　直到2015年去世，周曉平也沒有看到自己父親真正衰老的那一刻。而對于周有光來說，即便在98歲痛失愛妻，110歲痛失愛子之后，他依然頑強地活著。

　　但或許，真正的衰老也就從2015年開始。周有光的朋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森根在2017年1月13日周有光112歲生日的這天，撰文道：“實際上從2015年開始，周有光身體需要維持健康的平衡比以往幾年更為困難，都不得不需要數(shù)次入院治療。2016年12月5日周有光因發(fā)燒進醫(yī)院里住了3周，然而當月27日又平安出院回到家里。當下，他已經(jīng)頑強地跨入了112歲的門檻。他真是返老還童，返璞歸真了，又回到了‘嬰兒’時代，沒有多少氣力了，開始不愿說話了，用手勢和眼神來表示自己的存在，只想躺在床上睡覺……”

　　“該寫的他早就寫完了，該說的他也說完了，該交待的他自認為也不需要再交待什么了。他也許更需要整日整夜地徜徉在回憶的睡夢中，追憶當年在常州府中學、圣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的師友，回想他自己在抗戰(zhàn)期間艱苦又難忘的日子，尋找‘文改會’同事的面龐想與他們抵掌而談，默念離休后他結(jié)識的一大串文友的姓名……這個世界好像漸漸與他無關(guān)了。他一生經(jīng)歷的事成千累萬，應(yīng)有盡有了，他現(xiàn)在似乎更需要離開這個現(xiàn)實的世界，只想走進他那個虛幻的世界里去……”本版文/本報記者 郭琳琳 崔巍（部分內(nèi)容根據(jù)資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