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南京，寒意漸濃，但在鼓樓區北京西路社區“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室內，卻是一番熱烈景象。

　　“落葉塞住了樓頂的落水管，屋內會出現滲水的。”“地面上的落葉也不少，煙頭掉上去引發火災怎么辦？”居民們你一言我一語討論問題，社區迅速收集意見，上報處理。這樣的議事場景，如今在南京各個社區（村）已成為常態。

　　作為常住人口近千萬的特大城市，南京面臨著海量需求、復雜矛盾和多元訴求的治理挑戰。今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要轉變城市發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治理投入和統籌協調。

　　在這一精神指引下，南京正經歷一場從“管”到“治”的深刻變革，通過暢通民意渠道、推動多元共治、強化數字賦能，探索特大城市“善治”新路徑。

　　北京西路社區議事室內，居民們正在討論水杉樹修剪事項。人民網 范堯攝

　　居民當家，“金點子”落地生金

　　姜家園98-100號小區位于鼓樓區熱河南路街道小桃園社區。這個建于上世紀90年代的老小區，曾經規劃落后、管理混亂。“什么人都能進來停車，角落里塞得滿滿當當，一個人要動車，七八個人得下來挪。”居民曹畄搖搖頭。

　　“我們可以自己改造小區、規劃停車位！”今年初的居民議事會上，曹畄道出了大家的心聲。

　　停車位有幾個？誰可以用？怎么管理？網格員和支部黨員挨家挨戶收集意見，組織居民代表、設計施工單位、共建單位召開十多次專題會。從劃線施工、登記車牌到制定《機動車停放管理公約》，每個環節都有居民深度參與。

　　利用“為民服務專項資金”，社區黨委不僅規范了停車，還翻新花壇、升級安防，并對接人大代表解決了路面修復問題。

　　整治后的姜家園98-100號小區，新建了兩個公共充電車棚，車輛停放得井井有條。受訪者供圖

　　“微改造”不僅要“改面子”，更要“強里子”。以改造為契機，社區推動居民成立了物業管理委員會，負責秩序協管、施工監督和設備維護。“現在大家遇到開門、停車等問題，都會找物管會協商解決。”作為物管會成員，曹畄很欣慰。

　　“我們是‘搭臺子’的，他們才是‘唱主角’的。”小桃園社區黨委書記陳程笑著說，“以往居民覺得小事不用找社區，大事找了也沒用。現在通過一個個問題的解決，居民開始信任我們，主動提出‘金點子’。”

　　在南京，像這樣居民“唱主角”的治理實踐已遍地開花。街談巷議的“金點子”通過“征集—督辦—轉化”閉環流程落地生根，成為破解發展難題的“金鑰匙”。2024年以來，南京已收集相關意見614條，辦結率100%，其中2條獲國家部委采納。

　　多元共治，“獨奏”變“交響樂”

　　南京雨花臺區齊修社區是公租房集中小區，0.36平方公里住著1.7萬人，一半以上為低保戶和中低收入群體。“房租便宜導致流動人口多，人口結構復雜，十幾個社區工作人員難免力不從心。”社區黨委書記張福蘭坦言。

　　破局之道在于引入社會力量，讓“專業人做專業事”。近年來，齊修社區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進9家社會組織，搭建了涵蓋上門助老、文化建設、特殊群體服務等的全方位便民平臺。

　　人手充足后，社區聯合社會組織助老員、轄區輔警開展高齡獨居老人摸排。根據身體狀況和自理能力，686位老人被劃分為“紅、橙、綠”三類，分別享有每3天、每5天和每7天一次的探訪服務。

　　“我曾突發腦梗，是助老員第一時間發現的。”獨居老人林國強回憶起來仍心有余悸。住院期間，社區志愿者輪流探望；康復后，林國強主動穿上志愿者馬甲，每天到社區“上班”。

　　“他經常騎著電動車，帶著社工、助老員、志愿者滿社區跑，所有人都認識他。”張福蘭說。

　　齊修社區采取“三色碼”為老服務模式，將紅碼“緊急關注”和橙碼“重點關注”老人的狀況貼于墻上，便于查詢。人民網 江楠攝

　　社區還邀請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心理咨詢師輪流“上崗”，用法律化解矛盾；對接梅山醫院、腦科醫院，滿足心理疾患人員治療需求；聯合岱山實驗學校，為特殊家庭兒童提供心理疏導......

　　這種“社會協同”治理模式正在南京全面推開：市律師協會提供法律咨詢4.1萬次；公益創投支持1630多個社區服務項目；近萬名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化身“移動探頭”，一年發現處置286處安全隱患......政府、市場、社會、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體”日益堅實。

　　數字賦能，基層告別“跑斷腿”

　　11月13日，玄武區紅山街道數治中心LCD大屏上，“智慧電梯”模塊彈出警報——有居民將電瓶車推進電梯。畫面中，聽到提示音后，居民很快將車推走。

　　南京市“一網統管”綜合平臺展示。南京市委網信辦供圖

　　在南京市域治理現代化指揮中心，巨大的電子屏上，城市運行的各項數據實時跳動。這是南京整體推進的“綜合治理”利器——“一網統管”體系。它構建起“1+12+N”的指揮調度架構，融合了群眾訴求、工單流轉、大數據分析等模塊，實現了城市運行的跨部門、跨層級協同作戰。

　　這套數字治理系統，如同為城市裝上了“智慧大腦”，推動治理從依靠“人海戰術”的被動處置，轉向依托“數據跑路”的主動發現和精準應對，有效破解了“最后一米”的治理難題。

　　2024年，南京針對基層“小馬拉大車”問題，出臺24條減負措施，編印《社區（村）“六必查”相關規范匯編》，設置了30個基層減負觀測點，建立部門約談機制。一年來，社區核減不合理證明事項56個，迎檢迎查核減率達57%。

　　鼓樓區寧海路街道康藏路社區辦公區的一張辦公桌上，堆放著2021年至2023年的部分臺賬，足足有半人高，重達53.8公斤。“這還只是一部分，以往更多。”康藏路社區黨委書記湯盛燊說，這兩年，社區承接上級的事項少了，數字社工平臺的搭建減少了事務性工作量，今年的臺賬大約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

　　“基層減負了，社區工作者才能有更多時間精力提供更精細、更有人情味的服務。”湯盛燊說，現在，與居民感情增進了，群眾基礎擴大了，響應社區號召的人也越來越多。

　　“減負不是減責，而是為了增效。”南京市委社會工作部負責人表示，減負釋放出的精力，被投入到更精細的服務中。

　　從一個小區的“圓桌議事”，到一座城市的“一網統管”；從為每位獨居老人建檔，到為基層卸下不合理負擔……南京社區治理的核心是做精妙的“加減法”。

　　做“加法”，是加強黨建引領、系統集成、社會協同和數字賦能，把分散的力量擰成一股繩；做“減法”，是減掉形式主義、卸去多余負擔、減除治理盲區，讓基層回歸服務本位。

　　這場治理變革，是從“管理”到“治理”、從“治事”到“治智”的深刻轉變。

　　“它回答了一個時代命題：特大城市如何實現‘善治’？”南京市社科院研究員任克強說，“南京的答案是：以黨建引領多方共治，借改革補齊民生短板，用數字賦能基層治理，讓每一個個體都能被看見、被尊重、被賦能，從而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找到城市治理的‘最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