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與微觀經濟活動息息相關。

　　“受益于出口退稅率提高和辦稅便利化，上半年我們拿到出口退稅1.2億元，同比增加0.8億元，退稅審核辦理時間也從5天壓縮至1天，讓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如虎添翼。”山東昊華輪胎有限公司負責人王克強說。

　　對小微企業而言，其作用同樣不可低估。“不要抵押、無需擔保，看納稅信用記錄良好，銀行就給我們放貸330萬元，有了這筆錢，公司就能趕在新學年開始之前正常交貨。”重慶市恒洪教學設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石子琳說。

　　宏觀政策是中國經濟保持平穩運行、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風險挑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檢驗著中國經濟逆風飛翔的能力水平，也考驗著宏觀政策駕馭大局的智慧擔當。

　　“要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強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堅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化解風險。”今年以來，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的復雜局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科學決策，適時適度實施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有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面對外部環境之變，當前宏觀調控的效果如何？未來宏觀政策還有多大空間？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政策齊發力，逆周期調節有效對沖外部影響

　　“以前貸款挺費勁，現在銀行上門來。國家政策真是來得及時！”浙江圣雪休閑用品有限公司生產的戶外休閑用品主要銷往歐美市場，國際市場不確定性增加，公司董事長朱曉輝卻對發展前景信心滿滿。

　　“去年公司總產值5億元，今年上半年已完成2.8億元。”朱曉輝說，宏觀政策給企業的獲得感很強，增值稅率下調每年可減少500萬元成本，企業3500萬元貸款的利率也比前幾年低。“有了這些資金支持，圣雪放手建設15萬平方米智能生產線廠房，爭取5年內把產值做到10億元。”

　　與圣雪一樣，許多企業都感受到宏觀調控帶來的活力和實惠。今年以來，面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世界經濟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多等問題，我國適時適度實施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增強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穩住了經濟運行，提振了市場信心。

　　——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

　　1月，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措施出臺，預計每年可再為小微企業減負約2000億元；4月，深化增值稅改革落地，全年減負將超1萬億元；5月，降低社保費率方案正式實施，全年減負3000多億元；7月，降低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全年減負3000億元以上……減稅降費快馬加鞭，政策“紅包”一波接一波，近2萬億元減稅降費規模近年來罕見。

　　收入做“減法”，支出做“加法”。1至7月，全國財政支出同比增長9.9%，增幅同比提高2.6個百分點，保持了較強的支出力度。“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力拉動了總需求，發揮著更大的逆周期調節作用。”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說。

　　——穩健的貨幣政策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1月4日，央行決定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釋放資金約1.5萬億元；5月15日起，約1000家服務縣域的農村商業銀行實行較低的優惠存款準備金率；7月22日，科創板鳴鑼開市，為創新型企業拓寬融資渠道……

　　今年以來，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速逐步回升，6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213.26萬億元，同比增長10.9%，增速比上年高1.1個百分點。“這是2018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顯示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在加大。”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阮健弘說。

　　優化結構、精準滴灌，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疏通貨幣傳導機制，為企業帶來解渴甘霖。“上半年，重慶銀行業通過落實定向降準等政策，合計釋放資金236.24億元，促進實體經濟血脈暢通。”重慶銀保監局局長王澤平說。

　　——就業優先政策全面發力，多管齊下穩定和擴大就業。

　　“‘穩就業’能幫我們‘穩人才’！”中國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建光興奮地說，“今年中建二局領取的穩崗補貼比去年提高10%，繳納的養老金降低4%，用人成本低了，企業今年勞務用工規模較去年增長30%，應屆畢業生也比去年增加20%。”

　　今年，我國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政策效果逐步顯現。1至7月，城鎮新增就業867萬人，完成全年計劃的79%，就業規模持續擴大。

　　“上半年，中國經濟在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情況下延續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GDP同比增長6.3%，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這份提氣的‘半年報’背后，宏觀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功不可沒！”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高凌云說。

　　拒絕強刺激，宏觀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深入探究當前宏觀政策的內涵，無論從政策本身的強度還是對經濟運行的作用來看，逆周期調節都并非短期“強刺激”。“逆周期調節是要熨平經濟運行的短期波動，而不是改變經濟運行的方向和趨勢；是要緩沖經濟下行的壓力，絕不是為了‘大水漫灌’。”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說。

　　——從發力方向看，逆周期調節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于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一加手機”是深圳市萬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智能手機品牌，銷往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海外市場銷量占比超過60%。“國家推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優惠政策，企業今年預計將享受所得稅減免6562.5萬元，比去年多2302萬元。這樣一來，公司轉型升級有了充足資金，在手機屏幕技術等方面取得突破，國際競爭能力大大增強。”萬普拉斯財務總監秦雷說。

　　去年下半年，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享受主體由科技型中小企業擴大至所有企業。這意味著，企業每投入100元開展研發活動，稅前扣除額度從過去的150元提高到175元，如果按2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計算，減稅金額從12.5元增至18.75元。對大部分企業來說，減稅紅利比以前多了一半。

　　以減稅促升級、以投資補短板、以利率市場化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逆周期調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從調節方式看，宏觀政策堅持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強定向、相機調控，主動預調、微調。

　　1月23日，央行開展今年一季度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操作，金額為2575億元，TMLF這種新的貨幣政策工具首次進入人們視野。央行表示，創設TMLF旨在進一步強化逆周期調節，著力緩解信貸供給的制約因素，加大對小微、民營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

　　“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人們發現，隨著央行“工具箱”里不斷增加新工具，貨幣政策調控手段日趨豐富、更加靈活，相比過去單純依靠全面降準降息等調控方式，今天的貨幣政策調控力度恰到好處，讓金融活水精準流入實體經濟。

　　——從政策成效看，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和小微企業成為逆周期調節的主要受益者。

　　“企業成立不到一年，就獲得銀行155萬元的信用貸款，年利率5%，順利結清貸款后還能獲得貸款本金3%的貼息。”廣東惠州鼎智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伏永凱說。

　　困擾小微企業的貸款難、貸款貴正得到緩解。今年前5月，我國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6.89%，比去年全年的平均水平下降0.5個百分點。“加上承擔或者減免信貸相關的費用，小微企業綜合融資成本降幅已超過1個百分點。”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說。

　　4月1日，作為今年減稅降費“主菜”的深化增值稅改革正式上桌，吃得最有滋味的是制造業企業。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深化增值稅改革首月實現凈減稅1113億元，其中制造業實現凈減稅476億元，減稅占比超四成，居所有行業首位。

　　護航經濟發展，未來宏觀政策具有充足空間

　　飛機逆風起飛，巨輪破浪前行，正是最吃勁的時候，需要加足馬力。當前，我國發展外部環境中的挑戰因素明顯增多，國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推動高質量發展已經進入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中國經濟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7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意義重大。要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受訪專家表示，未來，無論是穩定經濟運行還是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國宏觀政策都具有充足空間，將為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看財政政策，我國財政赤字率水平并不高，“放水養魚”將促進財政收入良性增長。

　　從財政赤字看，我國赤字規模從2016年的2.18萬億元，到2017年、2018年的2.38萬億元，再到今年的2.76萬億元，規模持續增加，體現了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要求。而從赤字率看，2016年、2017年均為2.9%，2018年是2.6%，今年預計為2.8%，始終控制在國際通常采用的3%控制線以內，和世界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國赤字率水平并不高。

　　近年來，我國持續推行減稅降費政策，對財政收入造成的壓力顯而易見。如此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會不會帶來財政風險？

　　事實上，這種看法只關注靜態的稅收收入，而沒有看到稅收政策與經濟增長的動態調整關系。

　　根據拉弗曲線理論，稅收收入一般取決于兩個因素，即稅率高低和稅基大小。短期看，稅基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稅率確實會造成收入減少，但從長期看，減稅往往能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稅基，最終使稅收收入增加。

　　近年來的探索證明，通過減稅鼓勵實體經濟轉型、新興行業發展，最終實現稅收增加，理論上可行，實踐中有效。在最初實施“營改增”的上海等地，普遍出現了“放水養魚”效應帶來的稅收良性增長。“減稅降費能促進財政收入可持續增長，使積極的財政政策具備更大空間。”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說。

　　——看貨幣政策，我國貨幣政策工具豐富，有能力應對各種不確定性。

　　去年，央行先后四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今年初又全面降準1個百分點，但總體上看，我國貨幣政策依然具有充足空間，有能力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國內存款準備金率相對國際銀行業平均水平仍處于高位，依然具有下調空間。”連平說。

　　與此同時，我國貨幣政策工具不斷充實增多，今年以來，央行先后動用再貸款、再貼現、央行票據互換等工具，引導流動性合理充裕。“除了數量型工具，未來價格型工具也有操作空間。”中信證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員明明認為，通過價格杠桿的調節，可推動金融資源向真正有資金需求和發展前景的行業、企業配置。

　　中流擊水，奮楫者進。面對復雜嚴峻的發展環境，面對更多更大的風險挑戰，我們要保持定力、站穩腳跟、審時度勢，把握好宏觀政策取向，加強政策協調配合，為經濟發展添能蓄勢，推動中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駛向高質量發展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