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這四十年什么改變令我印象最深，我想，恐怕是吃這件事。

　　從記事起，我們莊子上的人，雖然不至于忍饑挨餓，但也只能勉強填飽肚子。一年四季，只有麥收過后可以吃上兩三月的細糧，其他時間都是以玉米、山芋及雜豆、高粱為主食。玉米面做餅，口感很粗糙，要是有點油、拌些蔥花，做成鍋盔餅，倒也好吃些。

　　但是油從哪來呢？鄰里們常用三錢大的酒盅互相借油。母親把油滴在用玉米衣做成的油絮子上，在鐵鍋里抹一圈兒，油鍋便滋滋地冒出油香味。山芋面做餅，趁熱吃還可以，一旦冷了就像鐵疙瘩，根本咬不動。好在住在我們家一個院子的三大娘，會用小蘇打和面，做出的山芋面餅松軟可口，還帶著點香味。

　　1978年秋，我考入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書，吃飯開始實行桌餐制。女同學飯量小，又時常礙于面子不好多吃，剩余的飯菜往往讓同桌的男同學沾了大光。每天早上兩個二兩饅頭，一大碗稀飯加咸菜，中午和晚上四兩米飯加一毛五分錢左右的熟菜。飯吃完了，剩下點菜用開水一沖，就是一個湯。那時油珍貴，湯喝完，飯盒幾乎干凈得用不著洗。偶爾星期天，到校外小吃部買幾根油條，或者一毛三分錢一碗的辣油面，算是開一次葷。然而即便幾根油條一碗面，還是有同學花費不起。

　　因為吃的重要，那個年代很多的生活交流往往都與這個話題有關(guān)。親人朋友見面問候，時常是關(guān)于吃：吃過啦？吃過啦。吃了沒？吃好啦。高中畢業(yè)后，我被抽調(diào)到公社的工作隊，任務(wù)就是怎樣讓社員多打糧食吃飽飯。時逢1977年麥收，開鐮收麥的頭天晚上，為了動員社員們出工，我和生產(chǎn)隊指導員、隊長、會計四人倚靠在隊里油坊的磨盤上，沒有油燈，借著月光開會分配任務(wù)。早上隊長從莊子東頭往西喊人，指導員從西往東喊，會計在莊子中間兩邊呼應(yīng)，我負責敲打掛在樹杈上的一塊破鐵鏵犁。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題為“春到上塘”的文章，其中報道了我的家鄉(xiāng)江蘇省泗洪縣上塘公社推行聯(lián)產(chǎn)計酬責任制的舉措。這年暑假回家，聽莊子上的人議論，大隊里的田分了，牛分了，手扶拖拉機也分了，有些人一時腦子還轉(zhuǎn)不過彎來，多少有幾分擔心。但到了春節(jié)放假回家，陡然覺得莊子上人的臉色大不一樣了。原來是新舉措施行后的第一季，糧食及花生等農(nóng)副產(chǎn)品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人民日報》中寫道：“我們走村串戶，只見地里場頭，到處曬著山芋干、玉米、豆子。跑了五個生產(chǎn)隊的二十多戶人家，除了一戶外，家家糧滿囤、谷滿倉，裝滿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員家里，連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滿了糧食。”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人還是那些人，田還是那塊田，糧食卻一下子多得像泉眼里冒出來一般。年關(guān)期間，正好那年工作隊的指導員來拜年。我說起那年四人催社員下田收麥子的事，問他現(xiàn)在社員下田還要人催嗎？他笑而帶著幾分嚴肅說，那是啥時的事啦，你家的糧食你不去收，你指望誰呀？現(xiàn)在人們的能動性都大得很呀。

　　生活一天天實實在在地變化著。生產(chǎn)隊的糧倉不見了，家家戶戶的糧垛子堆得高高的。公社干部再也不到田里來估產(chǎn)，再也不說糧食被麻雀吃掉多少，再也不催交公糧。人們不僅吃得飽而且是吃得好。老家莊子東邊有位和我年齡差不多的鄰居，實行聯(lián)產(chǎn)計酬責任制后，迅速胖起來，方方的臉膛有了油光。村民們餐桌的菜肴豐富了，主食多樣了，平時無事還能喝些小酒。再到后來，各類外來快餐、飲料、水果的引進，讓鄉(xiāng)里鄉(xiāng)親也嘗到外國人的口味是啥樣。

　　現(xiàn)如今，人們見面吃沒吃的問候少了，卻把“瘦了、苗條了”作為欣賞的語言。一度養(yǎng)活千萬人性命的山芋、玉米等粗雜糧，在人們生活條件改善后被漸漸“疏遠”，而隨著健康飲食、健康生活的理念的興起，這些粗雜糧又成了人們的“香餑餑”，重新回到飯桌上。

　　由餓肚子到吃得飽，再到吃得好，從將就吃到有選擇的吃，一個“吃”字的背后是我們國家日益強盛的發(fā)展腳步。它是我們國家發(fā)展的縮影，是我們?nèi)兆幼兒米兲鸬闹匾獦酥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