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中國東南邊陲的一個小山村，因為窮和臟，被人稱為“鴨屎圍”，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生產靠貸款，吃糧靠返銷，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村里的求水山是農耕時代靠天吃飯的象征。

　　40年后，昔日的小村莊已經是高樓林立、社區和諧、產業園區“高大上”的知名富裕村，正忙著實現培育出上市企業的夢想，求水山變成了村民眼中的“福地”和綠色家園。

　　這個小村莊，就是深圳市龍崗區南灣街道的南嶺村社區。始終踏著改革開放的節拍大步向前，南嶺村的40年發展史，就是中國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一個縮影。

　　回望過去，方能不忘來時路——

　　從“鴨屎圍”到富裕村

　　1978年5月，當時的南嶺村十室九空，大片農田擱荒，許多村民因生活窮苦不堪而逃港謀生。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正式誕生，廣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南嶺村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村里拿到第一筆43萬元的土地出讓金，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很多人提議要分掉，但在改革開放這么好的政策之下，村干部們也有了改革、開拓的想法，決定用這筆錢開始興辦鄉村工業，發展村集體經濟。”南嶺村社區黨委書記張育彪說。

　　從投入43萬元改善基礎設施引來第一間工廠開始，幾年來，南嶺人用國家征地費和集體積累的資金，先后投資330萬元修路、建廠房、蓋宿舍、通水通電，興辦文化事業、完善工業投資環境，不僅外引內聯發展了工業，還以工補農，農業上也喜獲豐收，集體和個人同時富裕起來。

　　改革開放和興辦深圳經濟特區還使得昔日貧窮落后的南嶺村，迅速變成一個欣欣向榮、物質與精神雙飛躍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村內辦起了學校、幼兒園、醫療所、圖書室和郵電所，全村用上自來水，村民享受免費醫療、免費入園入學，學生有獎學金，老人有退休金，農民開始追求文化和技術，過上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富裕文明的新生活。

　　到了1987年，南嶺村人均年收入已達5000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50倍。南嶺村的老書記張偉基回憶起當時的狀況：“老年人每月發50元退休金，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和小學畢業生的升學率都達到100%，中學生到鎮里上學早晚還有汽車接送，村民家家蓋了新房，用上了彩電、冰箱，不僅甩掉了貧窮的帽子，還吸引了不少外來人口，全國各地來這里搞勞務的就有2500人。當年許多逃港謀生的人見家鄉發展好了，也紛紛回來了。”

　　改革開放、艱苦奮斗從那時起就成了南嶺人的精神和信念。“窮時要有窮志氣，富時沒有富毛病”，富而好勞、富而崇德、富而思進，南嶺人不斷地思考如何讓發展更進一步。“說了不等于做了，做了不等于做好了”至今仍作為座右銘掛在村委辦公樓的墻上勉勵著南嶺人。

　　在隨后的日子里，村民們繼續下力氣發展經濟，建設了醫院、酒店、綜合市場和工業區等一批讓社區更加完善、更加現代化的大項目，成為周邊村子中產業配套最好的村，受到許多企業包括知名外企的青睞。

　　但看今朝，新思想引領新發展——

　　從“種房子”轉型“種高科技企業”

　　2016年，南嶺村社區集體經濟總收入3億元，人均年收入達15萬元，集體固定資產達35億元。

　　雖然自2010年以來，南嶺村的集體經濟收入每年穩步增長約5%，但張育彪認為，珠三角“有錢、有地、有廠房”的基層社區很多，競爭將越來越激烈，深圳的土地資源已越來越稀缺，以廠房和商鋪出租為主的“房東經濟”和“包租公”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給了我們新的指引。”張育彪告訴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南嶺村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貫徹落實到村集體的發展當中，在村集體經濟創新發展和創新基層治理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

　　2014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廣東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張育彪在現場聽了總書記的講話，也對南嶺村的發展有了新的想法。

　　“總書記關于創新發展的指示高瞻遠矚。2014年我從全國兩會回來后就一直在思考，像我們南嶺村這樣的基層村級集體經濟，怎樣才能充分釋放創業創新的潛能，成為創新發展的主力軍。”張育彪說，經過認真考察后，大家認為創投是村集體創新發展的一個方向，“產業擁有新優勢、社區擁有新空間，發展才能有新動能。”

　　說辦就辦，南嶺村先是由高端規劃引領，投入900多萬元費用，聘請中國規劃設計院對社區3.9平方公里土地進行科學規劃，把環境建設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同時堅持深化改革，進行集體經濟市場化探索，率先設立了村集體經濟創投基金，主動對接一批具有前瞻性、創新性、高成長性的創新項目落地；升級產業園區，引入高新科技項目，重塑產業優勢，讓“種房子”變成“種高科技企業”。

　　為了堅持引入高質量、有成長性的創新類項目，南嶺村放眼未來的10年、20年，甚至放棄了一些眼前的利益，拒絕了一批傳統、低端產業的入駐請求，寧愿暫時承擔數百萬元的租金損失，終于等來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的優質項目進駐。

　　在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引下，南嶺村也有自己的“行動計劃”和“施工圖”，社區環境要在5年里實現大改善、大轉型，10年內再造一個綠色、美麗、現代化的新型社區。

　　“未來的競爭中，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環境好了，好的產業才會進來，人才才愿意留下。”南嶺村黨委副書記謝慧平告訴記者，通過綠色發展，南嶺村正在讓宜居宜業成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近年來，除了堅守綠地，堅決將污染企業“拒之門外”，南嶺村還將綠色經濟發展得有聲有色：如今求水山作為南嶺村的“寶地”，得到了完善的保護和合理利用。目前，求水山53萬平方米的生態規劃和即將建設的貫穿南嶺南北區的慢行綠道，將為村民的美好生活增添亮色。

　　“推動社區的改革發展，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一個支部就是一個堡壘，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幟，南嶺村要讓基層黨組織更有創造力、戰斗力、凝聚力，要讓居民更有獲得感與歸屬感。”張育彪告訴記者。

　　通過強化組織建設，基層黨組織在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顯，南嶺村探索建立起以黨建引領、社區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南嶺村社區黨委落實深圳市委推進黨建標準化的要求，花大力氣建設社區黨群服務中心，以“黨群聯絡點”為觸角，深入居民小區開展工作等一系列改革和措施，不僅促進了社區政企分開，讓社區黨委有條件為集體經濟發展尋找創新驅動和高端引領的突破口，也讓老村民和數萬外來居住的新村民共享創新、綠色發展成果，更加有幸福感、獲得感。

　　南嶺村退休黨員蔣水蘭說，黨組織的關懷她看在眼里、喜在心頭。在黨組織的帶領之下，南嶺村組織開展了許多公益活動和文化活動，讓許多居民的業余生活更加充實，也讓整個社區更加有溫度和人情味。

　　放眼未來，改革開放再出發——

　　從“房東經濟”邁入“創投時代”

　　“如今我們的夢想，是要發掘一批優秀團隊、優秀項目，從0到1、到10、到100，培育出優秀的上市公司，甚至是像華為、騰訊這樣的企業。”張育彪說。

　　朝著這個目標，南嶺村加快了轉型的腳步。經過綜合考慮，南嶺村將目光投向了科技含量高、綠色環保、在未來有著廣闊前景的生物醫藥行業。2015年10月，南嶺村與英國牛津大學OVM公司簽約，啟動南嶺生物醫學研究院項目，計劃引進牛津大學阿爾茨海默癥血液標志物等一批國內外項目。然而，該項目由于中間環節的協調問題最終未能成功落地。

　　“改革開放初期，南嶺村的轉型也同樣艱難，老一輩村干部那時天天守在寶安縣外貿公司所在的新安酒店，連一口水都喝不上，就是為了能等到香港商人，請他們到村里來考察環境、來投資辦廠。”改革開放的精神激勵著村干部們，張育彪說，“改革不會一蹴而就，而是要敢想、敢做，在黨的政策引領下充滿信心，爭取再創輝煌。”

　　挫折是短暫的。總結了經驗，南嶺村很快再次出發。2017年初，了解到由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3位“千人計劃”專家帶頭的一個生物醫藥項目正在深圳尋求落地，張育彪帶領村干部立即驅車前往中山大學的實驗室考察，在與團隊核心、“千人計劃”專家、前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終身教授容益康深談之后，隨即與村委研究討論，一致決定把這個靠譜的項目“搶”過來。深圳康體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在南嶺村安家了。

　　“村里對轉型的決心、對合作的重視和真誠的態度打動了我們，此前南嶺生物醫學研究院的實驗室和設備又剛好是我們所需要的硬件，來到這里，我們就當即決定留下來，不再考慮去其他地方了。”容益康告訴記者。

　　“這個村很不一樣，村民們具有大膽、超前的思維和敢闖、敢拼的精神，與我們一拍即合。一周內拍板敲定合作，迅速進駐，也為我們節約了時間成本。”康體生命執行董事杜孩告訴記者，“抗體研發的周期非常短，可以說是爭分奪秒。如果在其他地方，一套行政審批、實驗室裝修、購買設備完整的流程下來，需要大半年的時間，而我們進村僅8個月，已經成功研發出首個抗體產品——GFP抗體。”

　　康體生命的實驗室現在已有11名博士，其中6名是深圳“孔雀計劃C類”海歸博士，整個研發團隊超過60人。與此同時，致力于無人零售模塊的“后土科技”，和研發、制造水下機器人的“微孚智能”等一批初創企業也在南嶺村安營扎寨，迅速成長起來。

　　張育彪認為南嶺村這幾年的轉型和嘗試沒有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一要務，南嶺村吸引了人才資源，也努力將創新轉化為集體經濟增長的動力。“今后我們還會堅定地走下去，按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改革開放再出發，艱苦奮斗再創業。”

　　新局面已經開啟，將目光投向10年、20年之后，南嶺村希望5年內培育出生命科學領域的前沿機構和上市公司，并在此基礎上成立孵化器，引入更多的生命科學技術人才，孵化更多優質的生物醫藥項目，讓南嶺村成為高科技產業的搖籃。

　　“雖然時代在變，但是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會變，老一輩勇于改革創新、堅持苦干實干的作風也不會變，已經成了南嶺村不變的精神和信念。”張育彪說，“我們希望有一天能帶領南嶺村村民一起去敲鐘上市，讓村集體企業擁有自己控股的一至兩家上市公司，變成一個知名的、現代化、多元化的產業集團，闖出一片新的天地。”（記者 嚴圣禾 黨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