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和農藥被妖魔化了。”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原農業部副部長牛盾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提醒,在國內農產品安全問題上,有害微生物的危害遠比民眾關注的農藥殘留要大得多。針對公眾普遍關注的轉基因農產品安全問題,牛盾透露,《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目前正在修訂過程中,在加強監管、保證消費者知情權等方面會有更多考量。

　　談農產品安全

　　“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

　　如何保障中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牛盾認為,目前最關鍵也是最為薄弱的,便是執法落實環節。為此,一定要實行各級領導負責制,對監管不力的要處罰,才能堵住漏洞。

　　牛盾說,現在個別媒體和消費者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有害微生物的危害遠比民眾關注的農藥殘留要大得多。

　　北青報:當下公眾對餐桌上的農產品安全有一些顧慮,比如有報道稱海產養殖濫用抗生素等。如何才能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牛盾: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是全社會都高度關注的事情。在中國出現這樣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我們應該向工業化國家借鑒學習,提升農產品安全。

　　從技術上講,我國抓農產品安全才20多年。現在是千家萬戶小規模生產,我們的監管覆蓋需要搭配,要把市場入口封好。哪個國家都有漏洞,西班牙、德國的黃瓜、西紅柿出現過有害微生物污染。出現漏洞,我們盡量縫好就是了。

　　保證安全,第一要制定出質量安全標準及配套體系,標準可參照發達國家;第二是建立強大的技術保證和技術支撐體系,能對進口和國內農產品進行技術檢驗和檢測;第三是建立農產品認證、認可體系。經過認證無公害、綠色、有機的產品,要給其證書和資質;第四是整個國家要有強大的投入,推動前面三項建設,要有強大的行政執法能力落實這個事情。至少四個環節,才能保證一個國家農產品安全。

　　北青報:目前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牛盾:現在執法落實環節最薄弱,容易出問題。現在缺的不是好的理念和政策,缺的是落實。執法是要碰硬的,要剝奪一部分人的權力,保護一部分人的權利。政府要明確是各個部門的職能,還要注意信息反饋,收集批評和建設信息。

　　北青報:對于監管不力的部門和主要領導,強調追責會不會更有效?

　　牛盾:一定要實行各級領導負責制。對瀆職領導干部要問責。我認為,追查農產品安全犯罪,不要只對犯罪分子進行懲罰,對監管不力的部門、領導也要懲罰。

　　北青報:據您所知,有領導干部因為農產品出現質量安全問題被追責的嗎?

　　牛盾:有。農業部也有這方面的案例。不只農產品安全,各領域如環保等,出了問題,也有領導被追責的。

　　北青報:您怎么看消費者追求純天然、有機綠色食品這一現象?

　　牛盾:一味追求純天然綠色食品,那是小部分歐洲貴族的生活方式。都照那樣的標準,世界恐怕要餓死一半人口。

　　我認為,現在個別媒體和消費者對化肥、農藥有點兒妖魔化了。現在市面宣傳一種產品好,就強調沒有用化肥和農藥。這都是不全面、不專業的表述。化肥是人類科學技術創新的優秀成果,不施化肥,作物的營養從哪里來?現在強調的是要科學施用、不能濫用,造成殘留的對人類有害,所以不能以偏概全,去反對化肥、農藥。這是不科學的態度。

　　實際上,我們食品安全領域,最大的問題是生活習慣,比如食用隔夜菜、臘肉等,由此產生的有害微生物,對國民的危害比你們關注的藥殘污染要大得多。困擾西方國家的化學污染,比如比利時飼料有強烈的致癌物二惡英,而我們更突出的是微生物污染問題。公眾認知其實有很大的偏離。

　　北青報:部分消費者對超市有機農產品標識碼也是心存疑慮的,覺得真假難辨。

　　牛盾:這就是信任危機的問題。所以要強調對不法企業施以重典,否則市場機制就變成劣幣驅逐良幣。要用鐵的手腕,發現一起處罰一起。

　　談糧食安全

　　轉基因大豆油中只有微量轉基因碎片

　　自2015年3月被任命為中國常駐聯合國糧農機構代表,牛盾在國外履職一年。據他觀察,西方國家食品安全問題也有漏洞,只是國內媒體鮮有報道。去年我國進口了8000萬噸大豆,國內大豆的產量卻正在縮減。針對在國內種植轉基因大豆的建議,牛盾認為,非轉基因大豆和進口大豆不是替代關系。

　　北青報:我國大豆去年進口8000萬噸,國內市場消費對進口大豆依存度達到80%以上。這樣下去,未來不會有糧食安全隱患嗎?

　　牛盾:我們有自信能保證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目前無非是個別結構需要優化和調整。大豆只是單一的品種,隨著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對大豆需求量增大,所以要大量進口。從另一個角度考慮,為降低風險,我們進口多元化,進口國不一定限定在美國,還可以同阿根廷、巴西等國家開展友好貿易關系。其次,遵循市場規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我們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在大豆主產國建立生產基地。

　　北青報:有來自農業界的政協委員認為,如果讓東北部分地區也種植轉基因大豆,國內大豆的產量和價格競爭力就上來了。

　　牛盾:中國的土地資源有限,大豆單產又低,所以要滿足巨大需求量只能進口。美洲都是轉基因大豆,轉基因技術培育出來的是高油大豆,而我們的非轉基因大豆是高蛋白大豆,后者要保證國內和東南亞地區的特殊需要,比如做豆醬、豆腐。人們害怕轉基因大豆存在風險,其實轉基因成分沒有在脂肪里,是在蛋白質里,豆油中只有微量轉基因碎片。目前也沒有數據證明轉基因大豆對人類健康有威脅。

　　國內沒有批準生產轉基因大豆,但是可以加工銷售。通過大豆振興計劃、經過種植面積調整,可以提高國內非轉基因大豆的產量。但是它和進口大豆不是一個替代關系。

　　北青報:有科學家不解,國內研發的轉基因大豆無法轉化為商業化種植,而國外種植的轉基因大豆正占領中國市場。

　　牛盾:品種結構貿易的問題跟科學研究有一定聯系,但不存在必然聯系。國內也有研究轉基因大豆,我們進行安全評價時認為數據還不夠,還需要更多的比如代際數據。

　　我們吃的非轉基因大豆經過5000多年的驗證,但至今還有人對大豆蛋白過敏。一個品種的研發需要非常慎重。我們認為安全了,就可以商業化。進口大豆也是經過國外很長時間的試驗,并通過了中國的安全評價,拿到了中國頒發的安全評價證書。

　　談轉基因

　　非轉基因標識是不合法的商業促銷方式

　　擔任農業部副部長期間,牛盾總被媒體追著問:您自己吃不吃轉基因食品?領導干部是否有特供?

　　本次接受北青報采訪時,他很坦誠地回應:“我吃的農產品你們都可以買得到。我保證,我消費的農產品不是所謂的特供。我吃轉基因農產品,但一定是經過安全評價的。”

　　北青報:現在市場上非轉基因產品標識特別醒目,以此吸引消費者。可按照相關規定,不是含有轉基因成分的產品才需要特別標識嗎?

　　牛盾:這是一個賣點,但這種商業促銷的方式是不合法的,屬于工商總局監管范疇。執法力量不夠,就沒能力全覆蓋。

　　現在市場的力量太大了,只要得到效益,他就反過來標識。轉基因技術出現僅20多年,代際數據一個也沒有,所以人們有一些疑慮,覺得非轉基因更安全可以理解。我覺得這只是一種慎重的態度,不是完全排斥轉基因技術。

　　北青報:轉基因技術如何科普?

　　牛盾:轉基因科普,農業部門也在強力推。但畢竟它屬于高端生物技術知識,普及過程中還受到受眾自身科技素養限制。此外,“挺轉”和“反轉”當下力量對比很激烈。

　　北青報:農業部夾在中間,是不是很為難?

　　牛盾:這是我們的職責。農業部門肯定不會支持其中一方,這樣不科學。我們要按事實、法律和結果說話。現在,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說主管部門不抓住機會,反對轉基因產品的人就說把民族健康放在第一位,更有極端言論講,你們跟美國串通在一起……我們聽得多了。

　　北青報:為滿足公眾知情權,轉基因標識管理是否應該加強?此前還有專家呼吁盡快修訂《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

　　牛盾:確實應該加強標識管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施行10多年了,現在正在修訂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完善。如何更準確監管、如何讓消費者有知情權及選擇權、如何不造成歧義,這些都在研究當中。

　　北青報:社會都很關注轉基因作物濫種的問題。

　　牛盾:這是一個執法的問題。濫種就是違法,出現一起就要查處一起。不過具體調查過程很復雜,比如種子來自哪里?怎么流出來的?誰批準種植的?任何人違法都不行。比如前些年的黃金大米事件,做科研的想要數據,其他人想要效益,最后查清楚了,證據確鑿,違法人員都被繩之以法。國家沒有規則不行,不按法律規定辦事的,一定要受處罰。

　　我們希望,包括反腐倡廉都要形成一個長效機制,對大家都好。這樣大家都能規范地依法地開展工作。好比你開車技術再高、再遵守交通規則,遇到碰瓷的,你總是躲避不過的。很多人會因為你有公權、有資源,就打你的算盤、拉你下水。權力尋租在哪兒都一樣。

　　北青報:民眾總是好奇,農業部領導吃的農產品和老百姓吃的農產品是否一樣?他們吃不吃轉基因食品?

　　牛盾:我的回答是——我吃的農產品你們都能買得到,我保證,我消費的農產品不是所謂的特供;我吃轉基因農產品,但是一定經過安全評價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