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２０日電（記者姚玉潔 呂冬 周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后，中國宣布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此舉被視為中國為應對日益突出的老齡化問題、防止國家“未富先老”做出的重大政策調整。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并于１９７８年將之定為基本國策。國家衛計委的統計顯示，中國因此累計少生了４億多人，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
然而，隨著生育率不斷走低，中國這一人口第一大國正面臨新的人口及經濟社會問題。
根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２０００年以來，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僅０．５７％，處于低生育水平階段；６０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已達１３．２６％，且增長迅速；而１４歲以下少兒占總人口比例已降至１６．６％的新低。
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中國已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２０１２年人均收入超過６０００美元，但隨著老年人口比重日漸走高，中國將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
“隨著我國絕對勞動人口出現下降，我國持續多年的‘人口紅利’將迎來拐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說。
“人口紅利”消退的一個最直觀表現，是近年來從沿海蔓延到內陸的“民工荒”。企業主每年至少要提薪１０％－１５％，才有可能招到工人。而對于老百姓來說，越來越頻繁出現“白菜價賽豬肉”的現象，正是因為蔬菜種植、采摘、運輸具有典型的勞動密集特征，“人工貴”成為近年消費價格指數居高難下的要因。
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服裝、制鞋等產業大量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耐克、阿迪達斯等體育用品商將生產線搬離中國，一些高端制造業則回流至美國和日本。中國經濟正面臨著“產業空心化”的嚴峻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表示，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人口結構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跨越“劉易斯拐點”、從“人口紅利”走向“人口負債”，將導致工資上漲、政府收入與企業盈余被壓縮，儲蓄率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降低。
放眼世界，深陷泥淖的歐債危機和持續的日本經濟衰退，均與這些國家嚴重人口老齡化產生的福利支出增加、赤字嚴重緊密相關。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說：“這給正處于老齡化發展階段的中國帶來極大的警示。”
盡管當前中國依然面臨著人口眾多、資源環境壓力較大的困境，但人口政策調整具有滯后效益，及時完善人口政策顯得極為迫切。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政治、經濟等手段刺激人口增長，除個別有增長外，絕大多數國家無顯著提升，可見提升生育水平難度大于降低生育水平。”
原新預測，“單獨兩孩”政策持續２０至３０年，中國人口總量增加在５０００萬左右，對資源的壓力會增加，社會發展成果競爭性分配也會加劇，但這種壓力總體在可控范圍內。
事實上，由于撫育成本高昂、社會文化多元，當前中國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高。上海人口部門２０１２年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上海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實際生育并不多，上海戶籍８０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為１．２個孩子，這些家庭中約有８０％是“雙獨”家庭。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農村從上世紀８０年代開始試點“二胎方案”，迄今生育率均低于１．６。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認為，從全國來看，符合單獨兩孩再生育條件的夫婦總量不是太大，加上各地啟動實施政策的“時間差”，短期內中國不會出現出生人口大增的問題。
專家認為，要將中國的生育率水平從目前的１．５左右上調至較合理的１．８－１．９區間，生育政策放松僅僅是第一步。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說：“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第二步是全面取消獨生子女政策，第三步是鼓勵生育，并通過社會分擔家庭的生育成本等多方面來提升生育率，但這些政策的調整和實施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短時間內難以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