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麟斌簡介

　　趙麟斌，1956年7月出生，閩江學院副院長、教授、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為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授課專家，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省領導科學研究會副會長、省五緣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閩都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長。在中華書局出版了《讀〈資治通鑒〉札記》，在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福州民俗文化述略》等著作42部，在《光明日報》等發表《閩都文化的現代意義》等學術論文近百篇。

　　回想今年4月赴臺作學術交流的經過，閩江學院副院長趙麟斌教授顯得有些興奮。6月4日，他向記者表示：此行代表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與臺灣聯合大學簽訂合作協議，將聯手建立福州民俗文化臺灣研究基地，這將是福建第一個把研究基地落戶臺灣的文化研究機構。

　　近年來，學術界對閩都文化與臺灣關系的研究日漸深入。趙麟斌說，“在臺灣發展的歷史上，閩都文化的因子提供了極大的正能量”。

　　◆臺北的“沈葆楨廳”

　　走在福州的三坊七巷，稍加留意，你會找到位于光祿坊光祿吟臺的何勉故居，可你知道臺灣還有個總爺街嗎？

　　歷史上，臺灣由于孤懸海外，經略和守衛成了涉臺活動中最為重要的內容，閩都人士為此貢獻了諸多力量。趙麟斌說，像沈葆楨、何勉、何思和、甘國寶等歷史人物，至今在臺灣民間還有很好的口碑。

　　清乾隆年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何勉兩次戍臺，他的兒子何思和后來也出任臺灣總兵，臺灣《彰化縣志》記載：“父子兩人皆任臺灣鎮總兵，惟此一對。”

　　何勉在臺期間，曾捐獻俸祿建設總鎮營盤，臺灣才有了正規的軍事指揮部。趙麟斌說：“現在這里成了總爺街，還建了總爺樂園供人參觀游覽。”

　　沈葆楨也是福建侯官人，是一位對近現代臺灣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日本派兵侵犯臺灣。同年6月，清廷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日本退兵后，沈葆楨繼續留在臺灣，為當地的開發和建設作出巨大貢獻。臺灣史學家連橫在《臺灣通史》中評說：“析疆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沈葆楨締造之功，顧不偉歟！”

　　“沈葆楨曾奏請朝廷在臺灣北部設立臺北府，今天的臺北市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趙麟斌說，沈葆楨在臺前后一年多，深受臺灣民眾敬仰，現在的臺北市政府大堂被命名為“沈葆楨廳”。

　　◆福州“三刀”飲譽臺灣

　　與閩南人成批遷臺相比，福州地區民眾去臺灣并非在某個時期出現特別的高潮，而是表現出較為分散的特點。

　　福州人東移臺灣，據考證在宋朝就已開始。明末清初，投奔鄭氏父子及其他抗清志士赴臺，是人數較多的一次。清朝統一臺灣后，有很多福州人到臺灣任教職，民間赴臺人士增多。

　　抗戰勝利后，臺灣回歸祖國，福州人赴臺謀生、經商、求學日趨活躍，尤其是福州操“三刀”(廚刀、剪刀、剃刀)者，赴臺從事理發業、裁縫業、飲食業，在當地小有氣候。今天在臺灣的福州鄉親，絕大多數是那時過去的。

　　清康熙年間，臺灣成為隸屬于福建的一個府，福州不僅是閩臺最高行政機構所在地，也是閩臺文化科舉中心。過去，臺灣民間有“無福不成衙”一說，講的是清代臺灣各種衙門里，幾乎都有福州人充當教職人員或幕友。

　　自臺灣設府至被迫割給日本的211年間，到臺灣任儒學教授、教諭、訓導的福州人有192人，占清政府先后任命總人數646人的29.72%。

　　◆鰲峰書院的學規

　　福州鰲峰書院舊址，現已成為福州教育學院第二附小的校舍，書院殘存僅剩一座假山。而在清初，鰲峰書院規模居福州四大書院之首，也是當時臺灣學子向往的求學圣地。

　　趙麟斌說，在鰲峰書院就讀的臺灣士子有一定的數量。出自鰲峰書院的閩都人士，有些也到臺灣擔任教職，他們把閩學帶到臺灣，是臺灣早期教育的開發者。

　　藍鼎元，《鹿洲公案》一書作者，清初漳浦人，被譽為“包青天復生”。鰲峰書院創建時，他以品學兼優受聘教職。康熙六十年(1721年)，藍鼎元赴臺參募戎伍，屢獻奇策。他的《東征集》和《平臺紀略》是治理臺灣的重要著作，故被譽為“籌臺之宗匠”。在他提倡下，臺灣義學如雨后春筍般興起。

　　臺灣書院絕大多數建于清康熙之后，受鰲峰書院的影響很深。臺南海東書院的學規六則，有的就直接模仿鰲峰書院，其中“端學則”一條，特別說明“此《白鹿書院教條》與《鰲峰書院學規》并列工夫，最為切近”。

　　◆教職人員之勤勉

　　“福州人在臺灣擔任教育職務的人數之多，時間之長，業務之精，勞作之勤，實屬罕見。”趙麟斌說，臺灣府儒學首任教授是長樂人林謙光，繼任者是福清人張士昊，第三任為福清人林慶旺，均為臺灣的儒學教育打下基礎。

　　在臺期間，林謙光篤學勵行，誨人無數，及至離任后，當地士紳還立碑紀念他。除教育外，林謙光另一重大貢獻是編撰了臺灣第一部志書。

　　劉家謀，福建侯官人，清道光年間調任臺灣府儒學訓導。其間，“海寇黃位倡亂”，劉家謀當時已患肺病，仍“力疾守城”，卒于任上，年僅四十。仆人護棺渡海回榕遇上海匪，匪寇欲扔棺柩，旁人勸阻：“這是好官啊，是臺灣府學劉老師啊！”匪寇遂拱手而退。

　　戚嘉林在《臺灣史》寫道：“清初臺灣文進士無一人，文舉人有15人。”在赴臺官員與大陸教職人員的努力下，“至晚清時，臺灣文進士已有32人，文舉人有340人”。據福建師大社會歷史學院徐心希教授考證，臺灣歷史上出過的進士、舉人無一例外都到過福州。

　　◆“折枝詩”盛于臺灣

　　閩都教職人員入臺，也帶來具有福州特色的“折枝詩”。這種舊文人娛樂活動的形式，又叫“詩鐘”，以“香爐墨痕，弱線燒斷，金錢下撞，銅盤有聲”為限，文友“聯吟成否，一齊撤卷”。清同治、光緒年間，詩鐘活動由閩地傳入，在臺灣興盛。

　　榕臺兩地隔海相望，故在生活習性、宗教信仰等方面頗多相似，特別是在清統治臺灣年間，臺灣的教育文化多移植于閩都。與閩南文化對臺灣基層民眾的影響相比，趙麟斌認為，閩都文化對臺灣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文化墾拓和發展商業經濟等方面。

　　早年間，兩地在禮儀運作上，有一不可或缺的工具——“摜盒”，臺灣叫“謝籃”。臺灣與福州一樣，凡地方廟宇神明壽誕、中元普度，或民家婚嫁喜慶、喪葬祭祀，均得以“謝籃”盛裝禮品、祭品。“謝籃”是分三層、有圓有方的竹制品，其精品為彩繪加油漆，產于福州，臺灣人謂之“福州工”。

　　福州一帶盛行的臨水夫人信仰，在臺灣也有廣泛影響。據趙麟斌介紹，目前臺灣有十余座臨水夫人廟，尤以臺南市的香火最旺。以她為配祀的神廟更為普遍，幾乎臺灣所有寺廟都有她的位置。

　　“現在臺灣的福州籍鄉親有80萬人，繼承閩都文化的方式與途徑是多種多樣的。”趙麟斌說，他們對閩劇、評話、伬唱等藝術難以忘懷，就成立了“八閩樂府”這樣的民間組織，通過演練家鄉樂曲，重溫鄉情。(謝海潮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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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