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重掌黨機器后，重啟“中國事務委員會”，這意味著蔡英文開始推動民進黨大陸政策的討論，也關系到其未來能否順利走完“最后一里路”。

　　該會議達成結論，民進黨要求執政縣市學習“高雄模式”，成立“兩岸城市交流小組”，建立黨內處理兩岸事務的機制。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套機制其實可以通過集體力量，約束地方首長出現“暴沖”舉動，更會限縮黨內兩岸路線競爭的空間。對蔡英文而言，此舉確實有助于鞏固其個人在黨內兩岸論述的主導權；但相對來說，整個民進黨卻可能因此喪失兩岸路線調整的機會。

　　不可思議的是，蔡英文要求13個執政縣市成立“兩岸小組”，就以為這是在向大陸方面釋出善意，誤以為民進黨在縣市治理平臺公開討論兩岸議題的次數增加后，逐漸就會從兩岸的城市交流提升到黨層次的民共交流。其實，這是民進黨的自我高估與誤判情勢，民共交流的最后關鍵還是在于“九二共識”，無可回避。

　　現實中，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必須面對三項考驗。第一是美國華府要能接受。蔡英文首先要面對美國的詢問，是否要改變臺海兩岸現況，包括“臺獨公投”及“修憲”？是否接受“九二共識”？如果蔡英文沒有正面及合理的論述，會影響美國的信任度，也會影響及增加臺灣“中間選民”對民進黨執政的疑慮。第二項考驗是，如果民進黨要進一步取得“立法院”過半席次，不調整兩岸政策是不可能的。第三則是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必須要與北京建立最起碼的互信，才能持續處理兩岸事務，保持兩岸關系穩定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從“臺獨論述”變遷來看，民進黨只要面臨“總統”大選，就會調整其“主權論述”與兩岸政策主張，提出相對開放性政策論述，但是本質上仍是采取模糊性“打擦邊球”的論述，意圖蒙混過關。如果民進黨仍然如此，大陸方面未來對民進黨的緊縮性與防備性作為可能逐步增強。

　　換言之，目前蔡英文或民進黨所有兩岸政策做法的調整，大多仍屬于程序性宣示，仍然未見具體內涵，大陸目前只能“聽其言觀其行”。

　　特約評論員 潘錫堂(臺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