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上海自貿區將迎來掛牌四周年的紀念日，這四年來，上海自貿區基本實現了當初成立的初衷：打造中國改革的樣板間和試驗田、自貿區成功后把經驗推廣開來、全面推動改革等。實際上，自從“自貿區”這個概念被頻頻提及，就有人拿自貿區和經濟特區兩相比較。有些專家認為，既然已經有了經濟特區，再設立自貿區完全沒有必要。但事實上，設立經濟特區本身也是創新，自貿區則正是對創新的延續和完善。

　　當初設立的經濟特區本身就是創新，并形成了符合當時時代現狀的貿易體系、投資監管體系以及金融體系，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些體系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當今經濟發展。比如，成立經濟特區，主要是以引進資本為目的，并以此刺激經濟增長，投資門檻很低。這樣就會造成產業蜂擁而上，產業同質化嚴重，進而造成產能嚴重過剩，投資驅動的邊際效應遞減。

　　而自貿區在吸引外資這一重要目的基礎上可以持續發揮其固有優勢。清暉智庫數據統計顯示，僅2016年上海、廣東、福建和天津四個老自貿區就吸引了879.6億人民幣的外國投資，同比增長81.3%。

　　筆者認為，自貿區最核心的生命力便是“制度創新”，在原有貿易規則與機制的基礎上實現貿易便利化，是自貿區建設的重大目標之一。以上海自貿區為例。自上海自貿區成立到2016年10月，上海海關先后推出31項創新制度，并全部行程公開透明的規范標準，其中的21項更在全國海關復制推廣。

　　與此同時，上海自貿區改革還在持續。在2016年基礎上，上海自貿試驗區2017年進口通關時間有望再度壓縮1/3，并深入推進生物醫藥跨境研發便利，試行進出境生物材料檢驗檢疫正面清單制度及事中事后監管等新模式。同時，貿易便利化的深度和廣度在不斷地推廣到全國。原來單一、傳統的業務方面的一體化措施改革，現在演變為適應創新形式、現代化營商體系和法制體系的改革，主要包括通關提速和放松管制兩大方面。這一系列改革，不僅給企業和普通消費者帶來便利和實惠，推動了中國貿易的增長，還帶來了可貴的創新經驗。

　　在金融改革方面，制度創新更是被排到了首位。自上海自貿區成立以來，金融改革備受關注，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其金融改革的成敗關系到整個中國自貿區的成敗。

　　近幾年來，自貿區成立并迅速復制到全國，金融改革也逐步推進：逐步開展了包括自由貿易賬戶業務、投融資匯兌便利、人民幣跨境使用、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金融創新試點。同時，各地自貿區根據實際情況也有不同的金融改革和創新。比如，跨境人民幣業務就是廣東自貿區金融改革的一大“亮點”。廣東自貿區在這一領域先行先試，一些政策在南粵大地逐漸成熟后，被陸續推廣到上海、天津等地，廣東因此也成為全國金融改革名副其實的“試驗田”。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改革并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即通過“簡政放權”以及“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等方式，極大便利實體經濟的各項經濟活動，釋放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

　　在投資監管方面，最值得稱頌的是負面清單制度的設立。以往，這項制度在我國很少被提及，因此，當上海自貿區首次引用這一概念時，自然引發了市場的熱切期待。而相較于我國以往注重前置審批的外商投資準入管理模式，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代表了與國際化接軌的全新管理思維和理念。實際上，負面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并不是一經出臺，便一勞永逸的，是隨著時間發展變化并逐步完善的。

　　據筆者觀察，負面清單制度歷經了幾個版本，尤以2017年版較為全面翔實。當前，2017年版的負面清單在以往幾年的探索和經驗積累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完善，更加符合當前市場投資需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負面清單長度不斷縮短；第二、實施的范圍也隨著自貿區試點的增多而不斷擴大。

　　負面清單制度的提出與實行是中國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創新。最大的特點是清單之外市場主體都可以平等進入。同時，還可以倒逼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幅降低準入門檻，以此實現鼓勵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的雙重作用。（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臺灣網特約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一本書讀懂經濟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