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過馬路與國民素質無關

　　從10月23日起,在河北省石家莊市,行人闖紅燈、不走人行橫道、在路口內隨意穿行、翻越中心隔離護欄等交通違法情形,將被依法處以50元以下罰款,對于拒繳罰款者,交警將采取多種手段,百分之百進行深入教育。石家莊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長武瑞琪向記者表示,此次活動中,在大路口,對群體性闖紅燈的,要處罰前三名；在小路口,對于闖紅燈的行人,將全部處以50元以下罰款。(10月25日 《法制日報》)

　　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總是有很多驚人的創舉，如地溝油、三鹿、瘦肉精等，而且不僅在物質文明建設上有顯著的成就，在精神文明建設上也創造出來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力成果”，如“中國式”過馬路：只要湊齊一小撮人，就可以肆無忌憚的闖紅燈。對于這個無視紅燈的行為，石家莊采取的“懲罰前三”的措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有人認為，這種湊齊一小撮人就可以過馬路的方式是中國獨創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國民素質低下和法不責眾的心里。類似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文革時期，只要是群眾的，就一定是正確的。所以，老百姓們歡呼雀躍，慶祝自己終于登上了政治的舞臺。于是，紅衛兵可以給國家主席扣上反革命、反人民的帽子，可以將朱德元帥吊在城樓上，可以將歸國的科學家困在夾邊溝集中營。

　　《白鹿原》中的白鹿村建立了農民協會，各個村手的農協組織部模仿總部成立時的做法，擺一把明晃晃的鍘刀在臺上，被革命熱情鼓蕩著的農協頭兒們都覺得窩了興頭兒，嗷嗷叫著抱怨鹿兆鵬太膽小太心善太手軟了。原上那么多財東惡紳村蓋子，才鍘了不過三五個就不許開鍘了，革命咋能徹底進行？“中國式”的革命就是一撥人上臺革了另一波人的命，下臺后又被另一波革了命。在革命過程中，百姓歡呼雀躍，可以肆無忌憚的搶劫、殺人，因為只有是群體行為，那么就符合“法不責眾”的社會定律。

　　“法不責眾”真的是中國獨創的嗎？其實不然，縱觀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如法國的大革命《紅與黑》的作者斯丹達爾，描述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說：“人們做著最殘忍的事，卻沒有殘忍的精神。一部分人天經地義、理直氣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另一部分人。”又如蘇聯的大清洗運動。由此可知，“法不責眾”的心里不僅是中國人獨有的，那么為什么進入當地社會，中國的“法不責眾”心里表現的尤為突出呢？

　　有人說，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國民素質普遍較低。我卻認為不然，在清華大學里有著機動車限速的規定，一開始筆者也很愿意遵守這樣的規定，但是在嚴格限速的時候，后面的車卻不停的按喇叭催促筆者加速，同時由于行駛速度過于緩慢，讓本來就不夠寬闊的道路變得更加不暢，道路上的自行車流也被阻塞，同樣引起了行人的不滿。我才漸漸發現：遵守規矩的要被大眾鄙視，而破壞規矩的卻得到了大眾的默許。如果說是普通的老百姓素質過低，所以才會有法不責眾的心里。那么清華大學作為中國最高的學府，高素質的群體為什么也如此堅信“法不責眾”呢？

　　中國式過馬路其實與素質無關，國民素質較高的國家維持社會秩序的最重要手段不是“國民素質”而是完善的法律體系和嚴格的法律執行。有人說中國也有法律，中國法律執行起來也很嚴格。闖紅燈這種小事情不需要用法律來調整。實際上，在西方法治國家里，就像闖紅燈這樣的小事也要受到法律懲罰的，在新加波第一次闖紅燈，罰款200新元（約合人民幣1000元）；第二次、第三次闖紅燈，甚至可判半年到一年監禁。駕車人闖紅燈，除了要被處以罰款外，還可能被吊銷駕照，相關部門還可以強制要求闖紅燈者進行義務勞動。在香港，亂扔垃圾要被判處25000元的罰款或者坐半年的牢。

　　在民國時期，東北被日軍占領，中國的老百姓在當時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地小便，日本殖民政府便規定發現就地小便者直接槍斃，開始的時候中國老百姓還不以為然，但是當日軍真的槍斃了就地小便的百姓之后，變得誠惶誠恐，從此不敢就地小便。由此可見，劣根性并不是不可改變的，只有嚴格的懲罰，才能幫助社會樹立良好的風尚。就像110米欄一樣，第一次搶跑的人沒有處罰，而第二次搶跑的人就會被直接罰下。這樣的規定既考慮到了運動員由于緊張可以出現的失誤，又嚴格的限制了搶跑的頻繁出現。

　　“中國式”行為并不屬于因為沒有法律的規范，只是這樣的法律規定在執行的過程中被大打折扣，沒有法律的懲罰，民眾自然不會主動遵守法律規范。當然，在西方法治國家，百姓很愿意自覺遵守交通規則和社會規范，他們會將遵守規則當做一種習慣，而并不是只是考慮到違法的不利后果。然而，這種習慣的養成最初也是需要法律來規范和培養的。 （中國臺灣網網友 王太拓）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臺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