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當物體處在不用之用時，觀眾才意識到它本體的存在，但卻已經不是它原本該有的功能。

　　空景、靜物經常有系統地出現在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中，有時候靜物的戲份還要多過一些重要角色，或至少也是更搶眼。由于族繁不及備載，在這里茲就小津對于“茶壺”的使用略作介紹。事實上，要探討電影中的“物體系”，想到日本電影實在貼切不過，畢竟日本受到經過中國傳入的禪宗影響甚巨，禪的“物哀”觀念不但深植人生觀，在各種領域都能發現所謂的“萬物有靈論”，并且搭配了日常的普遍化，衍生出“生活禪”的美學。因而，物在日常中既是實用，同時本身也就帶有美感。之所以挑選茶壺，主因是時至今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仍經常是一吃飽就端上茶壺來杯熱茶，茶壺影像也就頻繁出現在日本電影中，這雖非小津的專利，可是在他手上，這些尋常之物經常有非常的表現。

　　舉例來說，在小津第一部彩色影片《彼岸花》中，主人公平山家中時常出現兩只茶壺，一只鮮紅色的金屬壺是水壺，一旁還有一只墨綠色的瓷壺是茶壺。都認為小津偏愛紅色，這在他開拍彩色影片之后堅持使用在紅色表現較為出色的膠片來拍片，意向已經非常明顯了，更不說在他這批彩色片中無處不在的紅色。因此，紅色無疑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那么在這部講述表里不一的父親，用上兩只壺來作為象征，似乎也是理所當然，這位父親對外鼓勵年輕女子追求自己的婚姻，但對自家的女兒婚事則多做干涉、專制獨裁。于是光這父親一人就因為兩種極端態度而產生矛盾；另一方面，他與開明的太太之間，無疑也是另一股拉扯的張力；再加上權勢下的女兒所表現出來的陰沉，也對比了她好友（同時也很得父親歡心）樂觀活潑的性格。影片是在這樣充滿對立的人物設定與關系上，逐步發展出步向中庸的和解之道。兩只茶壺就在不同的場景中，此消彼長、難分難解。但有一個關鍵點：觀眾始終沒看到這兩只壺真正被“使用”——簡單來說，物品的在場更多是作為象征意義而非實用功能。

　　更典型的例子大概是隨后拍攝的《早安》。片中交代主人公家兩位小男孩因為家里不買電視機鬧別扭，卻因此引來老師假日登門拜訪，兩小子便帶著飯桶跟茶壺跑到河堤邊果腹，不料遇見巡警，做賊心虛扔下飯桶與茶壺跑走。這兩樣道具先是出現在警局，然后又回到家中——意味著已經有人到警局去過卻仍沒小孩音訊，這增加了家人的擔憂，直到小孩乖乖回到家，這兩項道具也就沒有出場的必要了。

　　有趣的是，當物體處在不用之用時，觀眾才意識到它本體的存在，但卻已經不是它原本該有的功能。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經常如此將物閑置：泡了一杯茶卻到它涼了都還不記得喝。物的“質變”強調了對于一種屬人觀點、一個事件的依存——正是事件教我們感念那尋常的日常之物。（肥內 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