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學術界的狀況不如民國嗎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凡事，都有一個過程。在人文學方面，靠“輸入學理,整理國故”的途徑成為大師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在現代化的環境下，中國文化這棵老樹，已經發出新芽，但要長成參天大樹，還需要時間。

　　近讀揚之水的《〈讀書〉十年》，發現有這樣一段記載：往人教社訪張中行先生，他憤激于時下之道德淪喪，說：“只有我們這些受過‘舊教育’的人尚無為非作歹之心，還肯老老實實做點學問，這是沾了‘舊社會’的光。”

　　張中行先生是個恬淡的人，竟然也發這樣的議論。張先生說這話的時間是1988年，但即使今日，依舊不乏有學者堅持認為，今日學術界的狀況不如民國。理由很簡單，民國時期，中國出現了不少學術大師；新中國成立后，被學術界公認為泰山北斗的人，也多是民國時期培養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先生這段話，至今之所以被頻繁引用，用意也很明白：抨擊今日大學的培養模式很失敗：有大樓，但缺大師。

　　而我對這樣的說法，一直不敢茍同。在我國幾千年的歷史中，王朝明滅枯榮，世道盛衰治亂，都不曾中斷學術的薪火相傳，表明學術的傳承與發展，確有著自身的邏輯。要言之，學術進步，有兩大動力源泉。其一是人類固有的對未知世界探究與洞悉的欲望，其二是社會續存和發展的需要。學者秉持學問為“為己之學”，應是前者的化身。這些人為學，目的在“求真”，收獲在于“通經明義”。主張“為人之學”的學者，是后者的代表。這些人為學，目的在于“經世致用”：滿足社會需要，或維系家庭生計。一般說來，以求真為目的的學者，做學問較少受生活條件和社會風氣的影響，因為他們具有執著的追求和獻身科學的精神，賦予學術以一種與生命同價的內在的神圣性。如顏回，簞食瓢飲住陋巷不改其樂。再如古希臘的阿基米德，即使被羅馬士兵的刺刀抵住胸口，依舊熱衷于數學演算。

　　把學問作為謀生或濟世手段的學者，受生活條件和社會狀態的影響，通常會大一些。也因此，與傳統農業社會相比，現代工業社會更有利于學者的成長和學術的發展。因為，現代工業社會更加復雜，其發展離不開自然科學，也離不開社會科學；工業社會更富有，能夠為人文學的發展提供較為豐裕的物質條件。因此，恩格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哈耶克也說，工業自由打開了使用新知識的道路。

　　如此推論，那種認為現今社會遠不如民國有利于學術發展的看法，就顯得多少有點偏執。即使從現實層面考量，民國培養和造就的大師，包括那些在舊中國受過教育、在新中國成為大師的學者，其學術成就，無非是沉淀多年的所謂的國學，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完成的一次“華麗轉身”的產物。且這些大師，多集中在文史哲等人文學領域；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稱得上大師的人幾乎鳳毛麟角。

　　公允地說，今日我們面臨的學術環境，雖然算不上“好得很”，但也絕對不是“糟得很”；今日學術繁榮的程度，遠勝于民國時期，也是不爭的事實。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為那些旨在求真的學者提供了較好的物質條件，也為那些旨在致用的學者創造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廣闊天地。學者們的辛勤勞動，推動了中國科學與學術的發展，為經濟社會蓬勃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動力與智力支撐。

　　的確，隨著“舊教育”培養的大師相繼離去，當今社會，自詡為大師的人很多，但得到社會公認的大師很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善良的人們期盼中國多出、快出大師。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敢贊成。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凡事，都有一個過程。在人文學方面，靠“輸入學理,整理國故”的途徑成為大師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在現代化的環境下，中國文化這棵老樹，已經發出新芽，但要長成參天大樹，還需要時間。目前中國經濟社會還處在轉型過程之中，對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相形之下，對大師的需求，似乎還談不上緊迫。此外，中國社會科學的繁榮，還需要對中國崛起的成功經驗的精準的概括與總結，還需要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升——所謂科學研究中的“馬太效應”，不過是“成者王侯敗者寇”也。

　　我相信，再過10年，頂多20年之后，中國必定進入盛產大師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