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姐》：誰的人生不需親情攙扶
香港電影《桃姐》熱映，一時間引起社會對老齡化問題的深度思考。可人生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會面對生老病死，每個人都有年幼、年輕、年老的時刻，每個人都有年幼時需別人照顧，年輕時去照顧別人，年老了又要別人攙扶的人生歷程。在這平平淡淡的人生輪回中，慢慢感受那份人與人之間靠情感維系所傳遞的溫情實乃人生之幸。不過，倘若人生幼無所養、老無所依，倘若人生沒有親情攙扶，或許擁有再多的情感也難以彌補人生的缺憾。
作為探討另類“親情”關系的電影《桃姐》，著實給“親情”做了最好的闡釋，也讓人們讀懂了親情的韻味。故事一開始就不再是圍繞著有著血緣關系的至親展開，不再是通過煽情來感動觀眾的悲憫情懷，而是圍繞著主仆關系的另類“親情”這一宏大命題，通過弱化戲劇沖突，通過對生活細節的鋪排，將導演所要表達的感動、溫情從那些飽滿的生活細節里流淌出來，一股腦地流進觀眾的心里。
更為重要的是，《桃姐》擺脫了臺灣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悲劇式表現手法的影響，通過正劇形式表現出來，一改人們對悲劇電影表現手法的刻板印象。就像去年廣受業界好評的文藝片《鋼的琴》，影片圍繞孩子的爭奪戰這一主題鋪展，導演張猛運用詼諧的手法，借助于喜劇形式表現悲傷的故事，著實讓電影藝術提升了一個層次。
然而，《桃姐》作為反映主仆關系題材的電影，也讓我們看到了身份差別、地位次第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影響，好在桃姐遇到了好人，好在主人羅杰心懷悲憫情懷，沖破等級觀念的束縛，對年逾古稀且患有中風的桃姐施以照顧與關懷，讓觀眾體味到那種另類“親情”攙扶所帶來的情感滿足。可縱觀整個影片，縈繞在女仆桃姐與少爺羅杰的微妙關系，始終是一張無法觸摸的網，桃姐的渴望得到攙扶卻又不敢奢求，羅杰的試圖給與攙扶卻又有所羈絆，在這樣雙重疊加的心理訴求面前，讓觀眾感受到的另類“親情”，有時卻也存在著些許遺憾，但這不足以影響整個影片所營造的溫情主題。
無獨有偶，與之題材相似的美國電影《為黛茜小姐開車》，也有著類似的韻味，作為反映白人與黑人之間主仆關系的影片，主人黛茜小姐與男仆黑人霍克之間也有著眾多的沖突，不過經過20多年的磨合，特別是聽了馬丁·路德金的演講，兩人關系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從最初不認同對方到最后彼此成為最好的朋友，這期間繞過了種族歧視、性格沖突以及宗教鴻溝，著實讓人們體會到情感感化的力量。特別是在影片的尾聲，已步入風燭殘年的戴茜是多么渴望親人的攙扶，可當兒子布利與年老的黑人霍克前來療養院探望時，戴茜更期待的卻是與黑人霍克攙扶而行。可見情感的惺惺相惜、心靈的慰藉在老人心里是多么重要。但這也不能否認，戴茜的情感訴求里隱藏著濃郁的主仆情懷。可這又能怎樣，在人生的歷程上不還是需要親情攙扶嗎？
誰的人生不需親情攙扶？渴望愛、獲得愛是人類本能的情感需求，年幼時需要別人攙扶著呀呀學步，年老時更需要依偎著別人前行，有愛情相伴，有友情護航，有親情攙扶，再孤獨、寂寞難熬的歲月，也能變成幸福快樂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