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仇恨政治vs.臺灣的清算文化

　　臺灣《聯(lián)合報》1日社論指出，韓國憲法規(guī)定總統(tǒng)只能當一任5年、不得連任，因此，新上任的總統(tǒng)不知是為了立威或要讓人民有感，總喜歡找前朝執(zhí)政者開刀，就連同黨同志也難幸免。韓國新任總統(tǒng)常常越過傳統(tǒng)的官僚體制，在青瓦臺成立自己想要的委員會，布下大量親信，以確保自己的意志能徹底執(zhí)行。這種“大總統(tǒng)”的制度設計，讓每個總統(tǒng)都覺得自己是萬能，所講的話就是真理，能清算前朝就是政績。

　　正因如此，韓國政治民主化后，在當權者不相信前朝、不信任司法、不放心官僚的心理下，不斷將“行政權”擴大為“司法偵查權”，不斷任命家臣越俎代庖替代司法來清算前朝。在這種氛圍下，無怪乎每任韓國總統(tǒng)下臺的命運，不是身陷弊案丑聞，就是鋃鐺入獄，甚至是以死明志。

　　西方民主體制強調(diào)“責任政治”，但也重視政策的延續(xù)與體制之健全；但到了韓國，卻變成以“個人”為中心的清算文化。韓國新執(zhí)政者上臺后，幾乎每次都要改變黨名，以彰顯自己是重新開始，而這種“斷代式”的仇恨政治，形成韓國特有的“親信資本主義”，使政策缺乏延續(xù)性，也陷入無止盡的政治輪回。韓國的經(jīng)濟，也在這樣的惡性輪回中蹉跎。

　　把視角拉回臺灣，這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清算風氣，最近也在臺灣蔓延。例如，桃園市長鄭文燦對桃園航空城的態(tài)度一變再變，先說要廢，又喊停建，再說要辦公聽會；臺中市長林佳龍一上任就放話要廢BRT，后來又改成“優(yōu)化公車專用道”，隨即再停建臺灣塔；臺北市長柯文哲更是每天追打大巨蛋、松煙、美河市等五大“弊案”，動輒要求停工或揚言移送前朝官員。然而，他們口中所謂的“弊案”，多半只是基于黨派差異的政治審判，既缺乏足夠的法律證據(jù)，甚至連嚴謹?shù)男姓�調(diào)查都談不上，卻僅憑著選舉勝負的民氣即草率發(fā)出指控。

　　觀察這些綠營縣市長的清算邏輯，大約具有三項特性。首先，他們都故意忽視“法治”或“依法行政”的原則，只要“傳聞”或“直覺”不合常理，便認定是官商勾結(jié)，并咬死為弊案。至于過去政府與廠商之間的談判合約，究竟有多少法律約定必須遵守，雙方的權利義務如何，則完全不加理會。柯文哲僅以大巨蛋的“零權利金”即認定馬英九“圖利”遠雄，除了是對大巨蛋案的來龍去脈毫無了解，也正顯示他對BOT的精神一無所知。

　　其次，這些綠營或親綠縣市長并不信任行政官僚，常常自設體制外的機構(gòu)，或以家臣親信取代體制官員。柯文哲越過政風處成立“廉政委員會”，寧可聽信市政顧問及小秘之言，卻不相信自己任命之副市長及法務局長，林佳龍成立“BRT體檢小組”，都是“家臣”取代“專家”、“家法”凌越“司法”的例子。這些作法，除了造成決策的錯亂，也可能陷入誤判卻無人負責的泥沼。

　　第三，他們玩弄制度，也玩弄人性，卻不惜犧牲市政的延續(xù)與進步。柯文哲等人的手法，往往是先設定打擊目標再操作部署，而不是根據(jù)周密的專業(yè)分析作為準據(jù)。他們選擇性地泄漏消息給特定名嘴，假藉輿論制造氛圍，再利用輿論審判來塑造行政審判。如此工于心計，就算成功，也只是滿足市長個人“打擊對手”之快，對市政建設的推進其實毫無助益。

　　柯文哲自稱，過去在臺大醫(yī)院曾遭行政、立法、司法等五權迫害；遺憾的是，他自己當上市長卻如法炮制，把行政權膨脹為立法權及司法權，把市長當成判官，把廉委會當成檢調(diào)機關。正由于他的意識形態(tài)還停留在威權年代，他的權力施展便只有清算；正由于他的眼睛還盯著前朝，他的市政治理即難看到嶄新視野。

　　過去，韓國前執(zhí)政黨一直把對樸正熙的仇恨發(fā)泄在樸槿惠身上，但兩年前樸槿惠上臺后，她學習放下了仇恨，不再使用仇恨式的語言，也不對前朝進行政治清算，讓韓國逐漸擺脫“仇恨政治”的宿命。反觀臺灣，去年“九合一”選舉后興起的清算浪潮，逐漸有走火入魔之勢，不僅不利法治的建立，也不利于地方建設的延續(xù)。事實上，只要認真落實民主和法治，就能讓弊案水落石出；至于另有他圖的清算伎倆，終只會落入庸人自擾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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