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臺灣“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通過凍結臺當局“經濟部長”張家祝明年度的年終獎金，至于經建會主委管中閔的年終獎金，“立委”們表示也將在審查經建會預算時提出相同的提案，以讓“閣員”知所警惕。

　　臺灣《工商時報》2日發表社論指出，經濟委員會以臺當局“經濟部”對總體經濟的治理能力有重大問題為由，提案將部、次長年終獎金先刪一半，再凍結一半，等到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季超過3％，或失業率連續兩個月低于4％，再予以解凍。最后在“經濟部長”張家祝一肩承擔下，次長們的年終獎金幸而得以保住。

　　臺灣“立法院”凍結臺當局“經濟部”、“經建會”負責人年終獎金，這并非第一回。去年此時臺當局“經濟部長”施顏祥、“經建會”主委尹啟銘的年終獎金也遭凍結，理由是臺灣景氣太差，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們必須待經濟增長回升到一定水準，并經“立院”經濟委員會同意后始得動支。

　　對于凍結“閣員”年終獎金，“立委”們長期以來的論述不外是勞工日子難過，臺灣“經濟部門”首長自應苦民所苦。這個論述誠然有理，但臺灣近年經濟表現不佳，實與國際景氣有絕大關系，面對歐債危機及全球景氣低迷，臺灣的財經官員縱有經天緯地之才，恐亦無扭轉乾坤之能，以此責之，未免太過。試問當上世紀70年代二次石油危機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以及2008年金融海嘯襲卷全球之際，經濟實力強如美、歐，亦復如何？他們有凍結“閣員”的薪資嗎？

　　依去年底“立院”經濟委員會的決議，只有當今年臺灣經濟增長率達到經建目標3.8％，臺灣“經建會”主委與“經濟部長”兩人才能領年終獎金。然而國際景氣瞬息萬變，若以這個經建目標做為領年終獎金的標準，莫說臺灣“閣員”領不到，韓國、新加坡、香港、日本也全都領不到。

　　社論說，臺灣“立法院”必須明白，臺灣高度依賴外貿，長期以來商品及服務輸出占GDP逾七成，國際景氣深深影響臺灣的經濟表現。一位“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任內，最重要的工作并非去保二、保三，而是去改善臺灣的投資環境、提升臺灣的經濟體質、建構臺灣十年甚至二十年長期的經濟發展藍圖，而這些工作絕對不可能立竿見影。一位讓人懷念的“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并非在任內創造了多高的經濟成長率，而是為日后臺灣留下多少典章制度，為臺灣留下多少經濟資本。

　　社論還指出，觀察近半個世紀的臺當局行政部門，我們會發現致力改革者，為臺灣日后經濟留下典章制度、經濟資本者，任內未必年年繳出漂亮的成績單。例如上世紀70年代孫運璇出任臺灣“經濟部長”，碰上石油危機，1974年、1975年經濟增長率降至1.4％、4.9％，然而我們能因這兩年的經濟表現不佳而否定其貢獻嗎？再如上世紀80年代碰上二次石油危機的“經建會”主委俞國華、2000年碰上網路泡沬破滅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彼時臺灣經濟皆出現罕見的低迷，但能因此責怪他們治理能力有問題嗎？

　　社論認為，近半世紀以來，孫運璇、俞國華、林信義三位皆是令人尊敬而有遠見的臺當局經濟官員，但如果用今天“立法院”凍結官員年終獎金的思維，那么孫、俞、林這三位首長當年恐怕也領不到年終獎金，試想這樣合理嗎？觀察各國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可以發現，大凡經濟體在蓽路藍縷的年代，總是出現一些大格局、有遠見的官員，他們不拘泥于一、兩年的經濟變化，而是放眼10年、20年的經濟消長。以臺灣“立法院”今天這種凍結官員年終獎金的思維，極盡羞辱官員之能事，哪還留得住有遠見的官員？而不能留住有遠見的官員，臺灣未來的經濟還有何希望可言？

　　社論說，臺灣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行政主管部門改組頻繁，民進黨執政8年6易經濟主管部門負責人，而國民黨執政迄今5年多竟也換了四任。每位經濟主管部門負責人上任之初雖多有理想，但在政治現實下，終其一任所能做的就是去執行一些短期振興經濟方案，而把土地規劃、財政紀律、產業結構及經濟體質調整這些攸關長期實力的工作留給下一任，任任如此。臺灣近年經濟成長之所以經常落居亞洲四小龍之末，實為10多年來不著眼于長期政策使然。近年“立法院”不以長期發展思維責之，反而又以短期經濟能否保三、保四作為年終獎金發放的標準，其短視程度又更甚于“行政院”矣！

　　社論認為，臺灣10多年來的經濟之所以每況愈下，經濟表現與韓國越差越遠，實因“行政院”與“立法院”過于專注短期的經濟表現使然。然而今天的民生疾苦，豈非昔日長期政策失算造假的后果。若今天我們還不著眼于財政紀律、土地規劃、人口老化、產業結構等長期政策，5年后、10年后臺灣經濟的低迷又該怪誰？屆時難道又要臺灣行政主管部門再提振興方案、然后再凍結官員年終獎金？長此以往，不必有未卜先知之能，亦可算出臺灣的經濟破敗之日，已為期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