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年節的短暫團圓后依然感受到幸福？

　　臺灣《立報》30日發表社論指出，歲末年初，第一大事，無非家庭團圓，過個好年。“團圓”，對任何一個文化而言，都象征著美好生活的追尋，是生命倫理的起點。這種“同在一起”的欲望，從老祖宗傳遞下來，歷千百年而信念彌堅，雖無以追溯其本源，卻可能正是人類得以綿長繁衍的奧秘之所在。

　　在“團圓”的信念底下，當然也就是協同合作的人性本質。這原本無需再去絮語叨念，然則，很不幸的是，當代社會太過強調個體、私有、競爭，以致團結、合作的概念日趨消泯，讓我們不得不趁著過年的時候，略做召喚。透過團圓的儀式，召喚團結的愉悅，召喚合作的政治與經濟。

　　社論說，團結，是人類經驗的寶礦，蘊藏著祖先豐富的省思與共同勞動的足跡。可是，當今官商一體、內線交易、金融肥貓等不勞而獲、而大量占有的案例越來越為普遍，勞動的價值被貶抑，社會不平等的鴻溝不斷擴大，在此背景之下，各地涌現的是憤怒的、孤絕的個人，連群體的概念都在逐漸消亡。

　　近日開車沖撞臺灣“總統府”的張德正，正是一個孤絕的憤怒者，他的行為或許極端，但是他的憤懣絕不是單一的案例。年節的團圓，就家庭范圍而言，是療愈的一個機會，透過對話、傾聽以及溫暖的肢體接觸和對于細節的關注，被流放于大社會中的孤絕個體重新領受到共同體的意識，重新找回協同、包容、合作的人性本質。但是，年節過后呢？我們這個私利競爭重于一切的大社會，是否可能提供一個機制，讓合作的意愿仍然可以維系其價值？或者，換一個說法，如何讓人們在年節的短暫團圓之后，依然可以感受到快樂與幸福？

　　社論說，這些年來，臺灣對于“幸福經濟”的說法已不陌生，臺當局也在去年8月開始將“幸福指數”列入政策指標。政治學上，“幸福”常被視為國家追求的終極目標，而且因為太過重要，所以是“不證自明”的目標。然則，真正追究起來，這個社會并不存在一個提供幸福的機制，甚至也未曾定義幸福的必要元素。不過，若是從人類學觀點來看，年節是社會文明最細致精巧的設計，而團圓又是諸多文明過年過節的必然需求，可見團圓所象征的協同、寬容、合作也就是幸福的源頭。也只有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成功了，有人與我們分享；沮喪的時候，有人與我們分憂。

　　當代市場經濟著重效益，甚至將效益等同于幸福，以致于認為市場提供個人追求利益的機制，而個人利益的總合也就是集體的利益，也就是“快樂的總合”。然則，逢年過節，我們很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與快樂。那就是：建立在團結合作基礎之上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