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任“經建會主委”劉憶如最近密集會晤臺灣“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財政部長”李述德等“財金部會首長”，并就引導超額儲蓄及龐大游資投入公共建設交換意見。劉憶如還倡議引進島外“政府民間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以將過剩資金導入愛臺12項建設。臺灣《經濟日報》7日發表社論認為：在馬當局財政日益困難下，劉憶如積極推動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方向固然正確，但其效果仍待觀察。
社論摘錄如下：
近年島內投資不足及超額儲蓄飆高，一直是臺灣當局頭疼的問題。依“行政院”主計處最新統計，去年島內儲蓄毛額達3.64兆元（新臺幣，下同），但島內投資毛額僅2.18兆元，因而出現1.46兆元的超額儲蓄，占“國民生產毛額（GNP）”比率達11.28%；今年民間投資從谷底回升，但島內民眾儲蓄也增加，更一舉突破4兆元大關，因而預估超額儲蓄僅略降為1.28兆元，占GNP比重仍達9.42%的高水平。超額儲蓄居高不下，導致島內游資泛濫，依臺灣“中央銀行”統計，島內累計有高達8.6兆元的閑置資金沒有出路。是以，在過去一段時間，“財經首長”不時強調臺灣超額儲蓄很多，民間并不缺錢，缺少的是投資機會，因而臺灣當局必須為民間創造投資機會，引導閑置資金投入到島內建設。
從總體經濟學原理分析，超額儲蓄代表島內民眾儲蓄超過投資的部分，在封閉經濟體系內，超額儲蓄若不能轉化為有生產力的投資，就會出現島內需求不足，生產過剩乃至民眾所得下降等問題。但是，在開放經濟體系，內需不足及生產過剩問題可借由出口的擴大，以“出超”形式轉化“超額儲蓄”。所以，在島內民眾所得恒等式里，超額儲蓄其實就等于出超；超額儲蓄愈高，出超也愈大。在民進黨執政8年間，島內超額儲蓄直線上升，出超亦持續擴大，并成為島內經濟成長的最大貢獻來源。從這個角度看超額儲蓄過高的問題，當然會有截然不同的診斷與處方。
追根究底，出超的持續擴大，主因是島內需求不足，“中央銀行”為維持經濟成長，選擇采取抑低新臺幣匯率政策，借以擴大出口，勉強維系經濟成長的動能。而為壓低新臺幣匯率，“央行”長期在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出新臺幣，因而造成島內游資泛濫及利率長期偏低。這些資金很大一部分并非真正的過剩資金，而是“央行”雙率政策造成的結果。是以，現在臺灣當局若要減少超額儲蓄，首要之務當然是擴大內需，包括促進消費、增加投資及擴大公共建設等；但“央行”的匯率及利率政策若不能同步進行檢討調整，還是解決不了龐大的超額儲蓄問題。
要鼓勵民間將超額儲蓄及過剩資金轉化為投資，如果投資標的仍是以出口為主的產業，則因出口產能的擴大，對長期出超問題的根本解決，并無太大幫助。要對癥下藥，就須引導資金投資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或公共建設，近來臺灣當局積極推動服務業發展，若能有效落實，不僅有助于解決超額儲蓄問題，也可提升島內民眾生活質量，減少因過于依賴出口導致長期資源運用扭曲的現象。
在臺灣當局財政日益困難下，劉憶如積極推動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方向固然正確，但其效果仍待觀察。一般而言，公共建設的特色就是投資規模龐大，但報酬率相對偏低且回收期長，因而民間投資意愿不高。過去臺灣當局鼓勵民間采取“BOT（民間興建、營運后移轉‘政府’）”模式，再配合中長期資金挹注，完成了臺灣高速鐵路、臺北101大樓等舉世聞名的案例。但是，“高鐵BOT案”過程爭議不斷，明顯反映出民間投入公共建設的嚴苛限制。劉提出“PPP”模式，從島外經驗顯示，需要臺灣當局與民間的高度互信、嚴謹的制度規范及有利的政治環境，而這等條件在島內目前皆未完備，如何突破此一瓶頸，將是“PPP”模式能否在臺灣成功復制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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