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當中美發生爭吵，國內便會展開熱議：中美如何避免跌入或者怎樣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筆者認為，所謂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是艾利森通過簡單歷史類比而對中美關系進行的粗淺而過度的解讀，實際上經不起推敲也沒有現實意義。

　　“修昔底德陷阱”之說濫觴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院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于2012年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撰文。在文中，他以斯巴達和雅典宿命般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隱喻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崛起國必然會挑戰主導國，后者也必然回應挑戰，這樣戰爭就不可避免。此后，他以此提醒美國人警惕中美爆發戰爭的風險，并預言中美大戰可能會在2014年爆發。

　　顯然，艾利森預言并未成真。但是，他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輿論——學界、媒體、公眾對中美關系的習慣性認識。

　　其實，稍作分析不難發現，艾利森只不過是通過簡單粗略的歷史對比論證“修昔底德陷阱”，論據蒼白無力，這種說法本身能否成立都非常值得懷疑，更遑論被用來描述當前的中美關系。　　

　　第一，由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英譯本比較粗略，艾利森很可能誤解了修昔底德的原意。

　　艾利森將斯巴達和雅典走向戰爭的過程概括為：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爭不可避免。具體來說，雅典迅速崛起震驚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霸主斯巴達，斯巴達恐懼領導地位受到挑戰，對雅典崛起做出戰略反應。威脅和反威脅產生了競爭、對抗和最后的沖突。

　　熊文馳根據古希臘文將修昔底德的觀點譯為“我認為，最真實的、也是最沒有說到的原因是，雅典人變得非常強大，以及由此斯巴達人產生的恐懼，使得戰爭必然爆發。”據此，他指出斯巴達并非從一開始就對雅典崛起心懷恐懼，更大程度上，崛起后的雅典因其不明智的戰略打破了與斯巴達之間的海陸均衡才引爆霸權戰爭。這一觀察更符合修昔底德記述的斯巴達和雅典關系的演變。

　　因而，霸權決戰并非不可避免，它之所以發生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明智戰略的惡果，而不宜簡單歸因實力增長導致的恐懼。

　　第二，艾利森對近代以來權力轉移歷史的認識并不準確，因此建立在其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說難以成立。

　　為了佐證中國“將在下一個十年修正”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觀點，艾利森稱美國通過戰爭威脅迫使英德兩國接受其在美洲大陸的主導地位。真實情況遠非如此簡單——以美國調停英國與委內瑞拉邊界危機為例，英國將野心勃勃的德國視為更緊迫的威脅，才在自身利益得到充分照顧的情況下，默認了美國的主導地位。

　　此外，艾利森聲稱歷史上存在的權力和平轉移是因為參與競爭的大國對自身政策和社會態度進行了重大調整。對此，詹姆斯?霍姆斯質疑：“一戰”前英國面臨德國、美國和日本三個對手，美國的經濟實力強于德國并在拉丁美洲排斥英國影響，日本在遠東與英國也不乏爭執。美國和日本均未進行態度和政策的重大調整。但是，英國為何單獨與德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對這一關鍵性問題一直未作回應。

　　第三，所謂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說因忽略歷史發展、罔顧當今世界現狀而缺乏現實意義。

　　一方面，當今世界與修昔底德時代遠隔數千年，國際關系規則和競爭方式等均發生了根本改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化發展與核武器的出現基本上排除了大國發動大規模戰爭以實現戰略目標的可能性，21世紀的國際體系因此更具有穩定性。

　　另一方面，人們對戰爭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古希臘人總體上認為戰爭是命中注定的；一戰前，大多數歐洲人不僅沒意識到戰爭會造成巨大破壞，甚至認為一場大戰對于社會是健康和有益的鍛煉。然而，這種樂觀態度在一戰的廢墟中灰飛煙滅。艾利森用歷史上的大國戰爭類比當前中美關系顯然忽視了當今國際政治的現實——各國政府和人民對戰爭的深重恐懼和對和平的極度渴望。

　　此外，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前提是中國將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并不符合中國當下謀求和平發展的實質意圖。

　　綜上可見，所謂霸權戰爭宿命論與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說并非真實存在。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旦任由這種錯誤認知塑造世界輿論，使其成為一種共識，就很有可能對中美關系乃至世界局勢產生極大負面影響。因此，我們不僅要從學理上批駁“修昔底德陷阱”說，更應嚴防中美關系為這一謬論所綁架，繼而殃及未來互利共贏的合作發展模式。（陳永，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