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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式設計：宋 嵩

　　美國頻頻出現的政治僵局不僅使自身形象受損，也使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再次受到質疑，“去美元化”的聲音再度響起。與此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速引人關注。這一進程與“去美元化”關系如何？人民幣如何進一步國際化？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等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對人民幣國際化有怎樣的啟示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埃斯瓦·普拉薩德（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康奈爾大學教授）

　　邁克爾·摩爾（英國華威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

　　景學成（中國和諧戰略研究聯盟理事長）

　　譚雅玲（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

　　呂克·范拉霍溫（盧森堡金融市場協會主席）

　　葉秀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有無時間表？

　　看法不一。最大膽的預測是，美元取代英鎊的主導儲備貨幣地位實際只用了10到15年時間，人民幣可能在本世紀20年代趕超美元，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不過，當前美元仍然是關鍵的國際貨幣，全世界儲備貨幣中超過60%是美元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我在兩年前出版的《暗淡：生活在中國經濟支配的陰影之下》一書中預測：人民幣可能在本世紀20年代的某個時候趕超美元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這一預測基于對決定儲備貨幣的基本經濟因素做定量分析，也是以英鎊和美元地位轉換的歷史經驗為參考依據。

　　對我這一預測的批評意見主要有3點：第一，在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60年后，美元才取代英鎊的儲備貨幣地位。言下之意是，即便經濟基本面繼續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人民幣支配地位的出現仍相當遙遠；第二，具有深度和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賬戶的開放是維持儲備貨幣的基本條件，而中國還不具備這些條件；第三，即使中國實現這些條件，人民幣也不會立即成為儲備貨幣，因為這種地位的取得，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外國投資者和貨幣交易員們對中國的信任。

　　但我相信，在美國經歷了數場激烈的政治角力之后，我的預測更加站得住腳。

　　第一，第一種批評意見誤解了英鎊和美元的轉換。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轉換實際上只用了10至15年時間，而且是在英國沒有發生類似美國今天自毀形象的政治爭斗的情況下。我們注意到，最近3年，人民幣已經取代美元成為亞洲的主導參考貨幣。

　　第二，現在看起來，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基本條件趨于成熟。上海自貿區的建立以及在香港、倫敦等地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都證明中國有意逐步開放資本賬戶。不過，有兩點需要注意。其一，中國不必倉促做出這些變革，而應在未來大致5年的時間里逐步創造儲備貨幣的條件。這是可行的。其二，中國不必復制美國式的復雜金融體系。它需要的是一種具備合理開放性、透明度和流動性，同時也得到恰當監管的金融體系。中國可以在下一個10年實現這一目標。

　　至于第三點批評，事情發生了戲劇性變化。美國的政治僵局令投資者心中產生不確定和不信任感。更糟糕的是，美國的問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政治體制運作失靈。

　　埃斯瓦·普拉薩德：政治僵局和無力制定政策，對美國經濟及其政府債務造成了信心上的打擊。然而，當前尚不存在可行的替代貨幣，在可預見的將來也還看不到能取代美元的貨幣。美國的政治問題將促使投資者在全球尋找新的投資渠道，但對于外國央行來說，要極大地分散其儲備資產是很困難的，因為很少有哪個國家擁有美國如此具有深度和流動性的金融市場。

　　邁克爾·摩爾：布雷頓森林體系解散以后，美國不再承擔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義務，但仍然主導著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秩序，美元仍然是關鍵的國際貨幣，目前全世界儲備貨幣中超過60%仍是美元。

　　人民幣國際化與“去美元化”有無內在聯系？

　　美元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去美元化”的過程。不過，美元霸權尚處于鼎盛時期，不僅壟斷了國際金融范疇的資產價格，甚至進一步擴張到資源、大宗商品以及農產品的所有商品價格，真正意義上的“去美元化”還很遙遠

　　景學成：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去美元化的過程。

　　首先，從世界范圍來看，大國的經濟政策不可能閉關自守，其貨幣也不可能長期閉門自用。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人民幣依然為不可兌換貨幣，帶著深深的發展中國家貨幣的烙印，并且一直和美元掛鉤聯系，那么人民幣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美元的附屬品，或者說中國的人民幣實際上是美元化了。

　　其次，中國外匯儲備的大規模增長實際上是一個美元化的進程，尤其是當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完全或大部分來自外匯占款時就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隨著中國采取措施降低貿易順差，減少政府投資、增加消費，推動企業“走出去”和外匯儲備合理運用，即實行“去美元化”，中國的貨幣供應才又回歸國內經濟發行的正軌，中國的貨幣政策才又恢復自主狀態，但及至目前為止，還不能完全擺脫美元化的拖累。

　　最后，眾所周知，美元的問題是世界的問題。美元在國際市場上表現出的主要國際貨幣責任和國內經濟政策取向存在內在矛盾。這只能通過戰略創新、政策博弈、市場修正，改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既有格局和國際金融體系的運作規則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就是對美元這種內在矛盾的一種積極修正。因此，不能把人民幣國際化解釋為中國想要分享美元壟斷地位所得到的鑄幣稅，這無異于說人民幣想獲得美元霸權利益，甚至想成為超主權貨幣。

　　譚雅玲：美元霸權尚處于鼎盛時期，不僅壟斷了國際金融范疇的資產價格，甚至進一步擴張到資源、大宗商品以及農產品的所有商品價格，美元定價與報價全面擴張，在此背景下討論“去美元化”還為時尚早。

　　美國預算僵局是美國利用全球資源調動市場心理的一種手段。美國已經感到美元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正在想方設法應對挑戰和規劃戰略，即排除貨幣競爭者，以美元特權重新架構國際金融新體制，即美元為主，黃金、石油為輔。美國已經儲備全球最多的黃金與石油，這是強勢美元的基礎，“去美元化”遙遙無期。當前需要關注的是人民幣如何在強勢美元貨幣體制下進一步走強。

　　其他貨幣國際化的過程對人民幣國際化有無鏡鑒作用？

　　成為強有力的國際貨幣，是經濟崛起大國貨幣的必然規律。人民幣國際化可以依托美元的國際信用增強自身信用，持續提高人民幣在全球跨境交易結算中的份額和定價能力，擴大國際國內金融市場人民幣與國際貨幣的交易規模，提升人民幣在各國外匯儲備中的比例

　　譚雅玲：美元和英鎊的經驗在于，它們一直追求份額增加和影響力擴大，前提是制度健全和市場完善。歐元和日元的教訓是操之過急，不顧及經濟基礎、政策與機制框架的貨幣運行。貨幣自由兌換不是簡單價格或市場開放那么簡單，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以價論質。更何況自由化貨幣不僅要具備經濟實力，還要具有金融實力。

　　貨幣制度的健全與高效是貨幣價格的基礎。美元是有明確和清晰的貨幣組織框架和構造，進而美元霸權意愿和宗旨可以得到實施與發揮。反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8年來，至今并未呈現清晰的制度框架和構造，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是空中樓閣，市場參數始終單一盯住美元，并集中美元交易投資儲備為主的局面。中國雖然目前呈現投資海外高潮、消費海外高潮以及人民幣走向海外高潮三箭齊發的局面，但由于人民幣被預期于升值，并未實現利潤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邁克爾·摩爾：任何一種貨幣的國際化，首先必須具備的就是國際信用，布雷頓森林體系后美國借助黃金增強美國的國際信用；現在，美元一直發揮著國際貨幣媒介和儲備貨幣功能，某種意義上也還起著曾經黃金的作用。因此，人民幣國際化也可以依托美元的國際信用增強自身的信用。

　　在過去15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世界上只有兩種儲備貨幣。一戰之前，英鎊占據主導地位；在接下來至今的100年里，美元取代英鎊成為主要儲備貨幣。英鎊曾經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其匯率與英國實體經濟嚴重脫節，在高利率和高匯率的情況下，英鎊被不斷削弱，只有降低利率和匯率才能改變困境，但是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能夠隨意降低英鎊匯率。

　　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優點是可以像美國一樣發行債券，在國際貿易中也能減少匯率損失，但是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種匯率與實體經濟脫節的情況也會不可避免地出現。

　　景學成：現存的國際化貨幣，大都是以可兌換性為基礎的發達國家貨幣，或者說國際化貨幣的概念，是由民族國家的貨幣加上其在市場意義上的國際市場的可兌換性所構成。一種貨幣如果不能自由兌換，其在國際范圍內的接受程度和交易規模必然有限，難以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進入別國的國家儲備池。

　　不僅如此，不可兌換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往往被看作跟隨性貨幣或高風險貨幣，投資者不會長期持有該種貨幣和以該種貨幣標價的金融資產。一旦該國經濟金融形勢變化，人們會立刻選擇其他國際貨幣取而代之，該種貨幣立刻呈現為一種“過程性貨幣”狀態，就如同今日之國際金融市場上，相對弱勢的國際貨幣往往被投資者當作是過程性的套息貨幣一樣（甚至連主要儲備貨幣美元在2009年末也擔當過這樣的角色）。

　　人民幣國際化不可能是英鎊和美元獨占國際貨幣模式的簡單復制，但成為強有力的國際貨幣，又是經濟崛起大國貨幣的必然規律。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路徑和舉措是：持續提高人民幣在全球跨境交易結算中的份額和定價能力，擴大國際國內金融市場人民幣與國際貨幣的交易規模，提升人民幣在各國外匯儲備中的比例。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還有哪些功課要做？

　　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的關鍵在于實體經濟。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最大制約因素是國際流通量問題，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意味著中國將從對外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資本輸出為主。應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維持一定的資本控制是其中最重要一環

　　譚雅玲：當前人民幣改革與發展的著眼點是健全匯率制度，使得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機制有所作為，并非簡單用人民幣國際結算手段替代。目前我國是人民幣結算量激增、貿易出口下滑，兩者之間不匹配嚴重。因此，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的關鍵在于實體經濟，只有經濟具備實力和勢力，金融才有地位和資質，貨幣自由兌換才會被接受，不能將匯率改革開放的順序顛倒。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不應操之過急。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提是市場完善、自己做主、控制有余、交易理性、技術充分、產品合理、結構均等，我國尚缺基礎。

　　呂克·范拉霍溫：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制約因素是國際流通量問題。人民幣應該是國際流通的，并且在任何地區實現無限量供應，這樣才能保證人民幣價格不會因任何一單交易受到影響。為達到這一目標，中國需要實現國際收支從“雙順差”轉為基本平衡，再轉化為逆差。這也是將“積壓的”人民幣從中國的銀行金庫拿出來并投向海外的長久之計。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意味著中國將從對外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資本輸出為主。　　

　　國際收支結構的變化會帶來中國進出口政策、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金融市場的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將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注重國內需求。中國政府正在實施一個“宏大的計劃”，這個計劃的落實一方面由政府來全面統籌，另一方面也會讓市場力量來驅動。一方面中國在力推人民幣國際化，另一方面整個世界似乎都在期待資本從中國流出來，很多國家都制定了優惠政策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以及更容易獲取人民幣。中國作為貨幣供應方，西方國家作為貨幣需求方的格局已經形成，只要這種共贏與需求足夠強大，最終就能推動人民幣實現國際化。

　　在人民幣尚未實現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央行貨幣互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動人民幣在境外實現計價、結算和儲備的職能，提升人民幣的國際接受程度。推動貨幣互換有助于擴大人民幣流通范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如同美國在二戰后推出的“馬歇爾計劃”在金融領域所造成的影響一樣，通過貨幣互換，人民幣進入國際市場，從而有可能成為參考貨幣。

　　邁克爾·摩爾：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國際化下一步需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開放資本賬戶；二是早日實現人民幣同世界其他重要儲備貨幣的自由兌換。但是完全開放資本賬戶不能操之過急，可以在未來5—10年的時間內漸進完成，開放過快會導致大量國際資本流入，對相對脆弱的銀行系統造成嚴重沖擊。中國必須先要建立起能夠抵御風險的穩固的銀行系統，才能逐漸開放資本賬戶。

　　葉秀亮：2009年以來，中國推動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屬于經常賬戶的改革和自由兌換，并不影響中國的資本控制，這是一個很好的改革設計。未來，中國應在這方面做更多推動，待留存于海外的人民幣達至一定規模，將會衍生出類似于歐洲美元的歐洲人民幣市場，即在海外的人民幣借貸市場，這之后就是類似歐洲債券的海外人民幣債券市場。切忌過早走到人民幣資本賬戶自由兌換這一步，毀掉中國預防金融危機的最后屏障。經過深思熟慮和足夠論證的穩步推進，比未經足夠論證和試驗的大幅改動來得穩妥。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在于要控制以后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而在中國維持一定的資本控制，將是其中最重要一環。　

　　1997年—1998年之所以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在上個世紀80年代、菲律賓在上世紀90年代完全開放資本賬戶自由兌換，以致大量資金涌入，造成其房價、股價及其他資產價格急升至嚴重偏高水平，同時銀行過度借貸。國際投機者在1996年—1998年在遠期匯市，以二三十倍的杠桿比率沽空這些國家的貨幣，造成其匯率暴跌，并引發后續的惡性循環——匯價受沖擊造成利率急升，利率急升造成房價、股價暴跌，經濟衰退，銀行呆壞賬急升以及資金外流，而資金大量外流又進一步加重匯價下挫的壓力和其后更大的惡性循環。由此可見，對資本自由流動的盲目，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國際貨幣經濟學中著名的“三元悖論”指出，任何一個經濟體必須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中三選其二。中國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其國內需求，也需以緩慢升值的匯率政策來減少投機流入、保持較高經濟增長和確保一定的外貿盈余，以實現強國之路。（本報記者吳成良、白陽、崔寅、孫天仁、王慧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