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習奧會將產(chǎn)生多重的歷史分量

　　當今世界的多元化已經(jīng)不允許有任何一個國家重蹈幾十年前大國爭霸的格局。在這種新的歷史格局下，習奧會的分量是毋庸置疑的。中美的雙贏合作將對世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英國《金融時報》網(wǎng)站撰文稱，在一個日益分裂和多樣化的環(huán)境里，世界各大國及美國、歐洲、中國為首的各大國集團，必須尋找共同的價值觀，一起合作，以維持和平，增進繁榮。

　　如果說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在北京和毛澤東的會晤屬于“震級”很高的外交會議的話，我們應該如何衡量上周中美兩國元首在加州的會晤？是將它看做一場普通的、例行公事的會議，和每年世界各國領導人紛紛擾擾的各種雙邊會議并無差異，還是說它有著全球性的影響，會標志著中美關系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而在未來幾十年里被人銘記？

　　在過去，領導人的個人特征對歷史演進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英國的命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最終結果，都依賴于1940-1941年美國對英國提供的支援。在1940年底，英國的美元儲備快要消耗光了，如果不是羅斯福決定以“賒賬”的方式向英國提供艦船和武器，即使是作為一個大帝國的英國，也無法繼續(xù)抵擋納粹德國領導的軸心國。羅斯福1940年支持英國的決定并不只是基于自利，為美國構建一個對抗納粹侵略的緩沖地帶。相反，決定性的因素是他和丘吉爾的私人關系，這段關系來源于一戰(zhàn)期間他們各自在本國海軍中任職的歷史。

　　另一個例子是1986年，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雷克雅未克會晤，雖然沒有達成決定性成果，但展示了雙方的關系未來可能走多遠。這為美蘇雙方提供了信任基礎，為“冷戰(zhàn)”的結束鋪平了道路。

　　然而，丘吉爾的母親就是美國人，這一下子拉近了他和羅斯福的關系。自從彼得大帝的年代以來，俄國一直希望在文化上成為歐洲的領導者，它的目光一直投向西方，這也使美蘇有可能相互理解。而奧巴馬和習近平來自完全不同的、似乎沒有多少共通的文化價值觀的社會，他們能在短期內(nèi)建立一起一種堅定的信任關系嗎？

　　一件事得到了媒體的大量報道：1985年，作為來自河北省的一個農(nóng)業(yè)科技考察團成員，習近平曾在愛荷華州呆過兩周，雖然時間很短，但在美國的中西部呆過，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是一項優(yōu)勢。他提出“中國夢”的概念或許也是受到了“美國夢”的啟發(fā)。而在奧巴馬總統(tǒng)方面，非洲血統(tǒng)讓他和大多數(shù)美國總統(tǒng)極為不同，即使在美式移民社會中也是一個“局外人”，而這一身份或許也有助于他與來自一個極為不同的社會的領導人心有靈犀。會晤的報道似乎顯示，這兩位領導人之間的“化學反應”不錯。奧巴馬在會議后評論說“棒極了”，也暗示著積極的成果。這兩位都極為智慧、準備很充分、合作意愿很強烈的領導人，似乎能建立起某種私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關系。

　　不過，即使中美兩國領導人確實相互欣賞，這有會帶來什么影響呢？這兩個人身邊都圍繞著龐大的政治機器，難道它們不會讓這種私人關系變得無足輕重嗎？在美國，奧巴馬似乎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政治對手共和黨削弱了。在中國，習近平剛任國家主席才幾個月。但盡管美國存在著其諸位國父設計的憲政制衡機制，奧巴馬作為正在第二任期的總統(tǒng)，也擁有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習近平則集黨政軍領導人地位于一身，加上個人的領導能力，因而擁有了超過同儕的權威。雖然他們都需要謹慎地做對其同僚的說服工作，但他們都有足夠的實力力來確保使個人感覺能影響國家政策。

　　27年前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冰島會晤時，世界格局相對簡單，因為除了剛從文革經(jīng)歷中走出的中國外，世界各國不是由美國主導就是由蘇聯(lián)主導。今天，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第23個年頭，西方仍處于金融危機之后的經(jīng)濟虛弱，中國為首的新興世界發(fā)展迅猛，讓世界形勢變得復雜得多。在亞洲，中印的崛起已改變?nèi)毡静痪们跋碛械慕?jīng)濟領先地位。非洲和南美都已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和經(jīng)濟力量，而俄羅斯依靠其地理位置和龐大的自然資源稟賦，繼續(xù)扮演重要角色。同時，那些二戰(zhàn)后處于主導地位的大國仍享有重要位置。歐洲金融問題徘徊不去，不會在短期里解決，但今天，歐盟仍占全球GDP的23%，從而是世界最大的單一經(jīng)濟區(qū)，經(jīng)濟規(guī)模幾乎是中國的兩倍。包括日本而不包括中國的七國集團，其成員國經(jīng)濟總量仍占全球GDP的46%。即使到2018年按照IMF的估計中國占據(jù)全球GDP的15%的時候，歐盟和G7仍將分別占20%和47%。要否認G7與歐盟成員國、甚至日本的世界大國資格，都為時尚早。

　　2001年以來，“反恐戰(zhàn)爭”和金融危機已經(jīng)再明顯不過地說明了美國金融與軍事實力的局限。奧巴馬總統(tǒng)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撤軍政策，不大愿意在海外涉足新戰(zhàn)爭，這已經(jīng)為美國的政策確定了一種新趨勢。美國已經(jīng)沒有實力再進行冷戰(zhàn)后年代的大規(guī)模干預了。

　　但正如敘利亞戰(zhàn)爭表明的，世界仍然很不穩(wěn)定。要威懾一些國家的侵略企圖、維持和平，依然需要保持一定的干預實力。與此同時，中歐日益激烈的貿(mào)易戰(zhàn)，構建新的全球貿(mào)易協(xié)定的努力的失敗，也都呼吁及時的、有力的大國合作。新的全球多邊主義的情況，是對全球多樣性增強的確認，但也有增進全球不穩(wěn)定的風險。目前為止仍是全球最強大國家的美國，在維持全球秩序的時候，需要別國的幫助。而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安全議題，不論是在日本、臺灣、南海還是整個亞太的問題，都和美國相關。即使除了朝鮮、反恐、氣候變化、網(wǎng)絡安全等熱點問題外，中美仍能在很多事情上進行“雙贏”的合作。

　　事實上，越來越清晰的趨勢是，21世紀將不只是“亞洲世紀”。它將是這樣的一個世紀：在一個日益分裂和多樣化的環(huán)境里，世界各大國及美國、歐洲、中國為首的各大國集團，必須尋找共同的價值觀，一起合作，以維持和平，增進繁榮。中美均已意識到，如果不走合作的道路，兩國都會面臨太多問題。通過安排這場加州“陽光之鄉(xiāng)”的會面，兩國都承認，中美交往的基本游戲規(guī)則發(fā)生了變化。或許在以后的歷史上，這次會晤的重要性將可以和40年前尼克松和毛澤東的會晤相提并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