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著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再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這是李安繼《斷背山》之后第二次獲得最佳導演獎；算上電影《臥虎藏龍》獲得最佳外語片獎，李安已經三次問鼎奧斯卡了。

　　李安獲獎自然讓華人自豪，但也讓人感到酸澀。我們對奧斯卡的感情，經歷了有時愛有時恨，有人愛有人恨，既愛又恨，既愛又怕的過程。但不管是愛是恨，它評出的作品都被爭相觀看。

　　在漫長的時間里，我們都無緣問鼎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兩大文藝獎——諾貝爾與奧斯卡獎，如今在這兩大獎的頒獎臺上，都出現了中國人的面孔，這當然令人高興。但作為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我們卻總是成為技術與藝術世界峰會的旁觀者。在技術上，我們還陶醉在年代久遠的四大發明中。我們給他人的發明打下手，造就了龐大的體力勞動大軍，為發達國家“組裝發明”或生產配件。在藝術上，我們自豪于同樣古老的四大名著中，“四大”之后，只有“自大”。

　　藝術水平的評判不像技術那么直觀，這給人以自欺欺人的可能。而且文明程度越低，就越難對文藝作品做出公正的評價——哪怕在文化一片肅殺的“文革”期間，我們仍然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大國。但隨著媒體的發達，視野的開闊，文化上的“夜郎”已經沒有那么容易自大了。

　　一直以來，我們承認在物質上遜人一籌，卻自認為在精神和文化上高人一等。在物質上，我們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是在逐漸縮小，但在文化上，差距并不見得拉近，在某些領域甚至越拉越遠。

　　文化發展與物質發展未必總能同步，但當文藝創作雷區密布，思想觀念設限諸多，甚至連遣詞造句都要小心翼翼時，文化發展就注定要與物質發展錯步了。

　　李安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李安，是因為他獲得了自由創作心態。李安在接受采訪時說，他不會為奧斯卡拍片，也不能為錢拍片，甚至也不能為藝術拍片，找到知音就是很幸福的事。

　　為知音拍，而不是為“米飯班主”拍；根據自己的藝術信仰拍，而不是根據指令拍，這就是自由創作意志的體現。李安假如也要到橫店影視城拍抗日影視，成為“殺死”十億日本鬼子的導演之一，他還能站到奧斯卡領獎臺上嗎？相信他連進入奧斯卡頒獎典禮現場都不夠格。

　　在為李安再次獲獎感到自豪時，我們該為自己的創作狀況感到自卑——文藝創作最好的獎是自由；有了這種“獎”，憑著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怕成不了世界大獎的領獎常客，然而這樣的“獎”卻被李安他們“壟斷”了……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