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西馬來西亞智利看中等收入國家迎戰“魔咒”

　　【編者按】

　　中國社會科學院12月12日在京發布《產業藍皮書：中國產業競爭力報告（2012）No.2》。藍皮書認為，中國正面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

　　按照世界銀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即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躋身為高收入國家，往往陷入經濟增長停滯期，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金融體系脆弱等各種征兆頻現。

　　其實，在20世紀7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阿根廷等國，均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幾十年來，有的國家在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平衡術中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有的國家依然矛盾重重，苦不堪言。

　　本報記者深入幾個國家探訪、觀察，它們跌入“陷阱”或經濟飛躍的原因，是教訓，也是借鑒。

　　巴西：難以解決的貧富分化

　　“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平房才兩間屋子，加起來只有不到30平米，里面卻住著祖孫4代8口人。到了晚上，地板上鋪上毯子能睡4個人，一張床上再睡4個人。”61歲的退休工人瑪麗亞 羅德斯在鏡頭前，這樣介紹著自己位于里約市中心唐納 瑪塔貧民窟里的家。

　　巴西環球電視臺上月播出的這條2分多鐘的新聞短片，令全國觀眾心酸不已。經濟發展了，社會進步了，但同一片藍天下，富人愈富窮人愈窮——多年來，這是巴西最大的苦惱，也是該國幾乎所有社會問題的源頭。

　　瑪麗亞 羅德斯家的四面墻體是用鐵皮圍起來的，頂棚其實就是幾塊大木板簡單拼接在一起。屋里沒什么電器，唯一的電線是為頭頂掛著的燈泡供電。女主人在屋里采光最好的一扇窗邊打開櫥柜，從一只杯子里拿出一支支牙刷。每拿一支，就說出其主人的名字：“這是納塔利婭的，這是德波拉的，這是琳達的，還有迪奧戈，這支是誰的來著……”

　　這其實是里約熱內盧市內大大小小千余座貧民窟里的尋常一景。

　　這座人口630萬的巴西第二大城市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貧民窟，相當一部分家庭的居住面積不超過20平米。貧民窟里能通水、通電、通煤氣，居民已心滿意足，體面的排污和垃圾處理設施在這里簡直如癡人說夢。

　　從貧民窟所在的山坡上往下望，現代化的市中心就在眼前：摩登的公寓樓鱗次櫛比，一片繁榮與富足，白領上班族西裝筆挺出入于寫字樓間，他們的老板開著奔馳和路虎馳騁于海邊風景如畫的大道上，享受著金錢帶來的快感。這就是里約，這就是巴西。

　　家庭環境和社會階層不同，注定富人和窮人的孩子從生下來的那一天起，就生活在兩個世界，雖然它都叫“巴西”。

　　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巴西，去年GDP總量超過2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七大經濟體，在歐債危機此消彼長的影響下，今年有望躋身世界前6名。與此同時，世界銀行統計顯示，巴西在世界銀行標準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區間中，屬較高水平。

　　但這光鮮的背后是必須直面的殘酷現實：巴西2010年基尼系數為0.5304，雖然是自1960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最低值，但依然處于標志著“收入差距懸殊”的0.5以上，而在中心城市之一的里約熱內盧，基尼系數最近幾年有增無減。

　　巴西人口中十分之一的最富人群獲得了社會總收入的40％，而最貧困的十分之一人群收入僅占總量的1.3％，經濟落后的東北部，將近一成的最弱勢人群甚至拿不到當地總收入的1％。“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個詞跟許多巴西人沒有半點關系。

　　貧富分化是拉美經濟和社會過去大半個世紀發展中，留下的顯著印記之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將拉美列為全球收入差距最大的州，而巴西則是典型代表。

　　這個國家雖然在過去幾年極力通過發展教育和增加基礎設施投入來減小社會內部的收入差距，但奈何底子實在太差，巴西政府也承認，要在基尼系數上和發達國家看齊，起碼還需要努力30年。

　　馬來西亞：雙塔下的陰影

　　對多數初到馬來西亞的游客而言，從抵達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這個東南亞國家的現代化：現代風格卻又不失東南亞風情的吉隆坡國際機場，寬闊、順暢的機場高速，吉隆坡城中鱗次櫛比的豪華購物中心，當然，還有作為國家標志之一的馬來西亞石油公司雙塔。

　　乍一看，馬來西亞比已經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的“鄰居”新加坡不遑多讓。不過，在現代化的寫字樓和購物中心不遠處，那些堆滿垃圾且破敗的小巷，很容易讓人看到這個國家社會公共服務短缺的另一面。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吉隆坡突降暴雨，城內一條小河涌出的河水漫開，城中多條主干道受淹，交通陷于停滯。一家托兒所的數十名兒童和老師受困，最后被消防人員用小船救出。

　　隨后幾天內，類似情況數次重演，吉隆坡市政當局卻似乎完全無能為力。對于一個地處熱帶、每年有一半時間是雨季的國家而言，這種情況本不應發生。

　　不僅如此，吉隆坡以南的行政首都普特拉賈亞，宏偉的總理府、部委辦公樓和巨大人工湖旁邊，可以看到一些多年未能完工的“爛尾樓”。在第一批總理府工作人員遷入10年后，新聞、藝術、通訊和文化部等部委直至今年底才搬進新的辦公樓。

　　其實，自1957年獨立以來，馬來西亞是亞洲地區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1957年至2005年，馬來西亞經濟增速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到達頂峰。即使國家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遭受重創，馬來西亞也是較早走出危機的國家之一。1991年，時任總理馬哈蒂爾提出“2020年宏愿”，即在2020年將馬來西亞建設為發達國家。

　　但是，在不少經濟學家看來，數十年經濟高速發展后，馬來西亞已經陷于“中等收入陷阱”，按時實現“宏愿”并不容易。

　　本月初，“透明國際”公布“2011年貪腐印象指數”，馬來西亞的排名從去年的56位跌至60位。馬來西亞總理署部長納茲里 阿卜杜勒 阿齊茲承認，在反腐敗方面，“馬來西亞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獨立后的50多年時間里，馬來西亞成功讓大部分曾處于絕對貧困的民眾脫貧，并從一個原材料出口國轉變為制造業出口國。但是，過去主要依靠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實現經濟增長，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民眾收入水平提高，馬來西亞與中國等其他一些國家相比在成本上失去優勢，對外資的吸引力逐漸下降。同時，馬來西亞上世紀70年代出臺旨在扶助馬來人以及一些本土少數民族的“新經濟政策”，已經顯示出不利于市場競爭和創新的一面。

　　面對挑戰，馬來西亞政府2010年2月推出“新經濟模式”，力圖推進創新和社會各領域生產力發展。不過，經濟增長就像摩天大樓，能一定程度上掩蓋卻不能消除問題，“中等收入陷阱”的種種癥狀，并不一定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消失，卻會是馬來西亞在成為發達國家道路上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