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更應體現在權力運用上

　　四川眉山市彭山縣縣委日前出臺《科級領導干部官德的考核評價辦法》（試行），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鄰居甚至小區物管的意見。截至17日，彭山已有5名干部通過此項考核，其中一名干部因不愛做家務而被扣兩分。（《京華時報》2月19日）　

　　如果嚴格按照這一考核辦法，估計一些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優秀官員，也可能被大幅度扣分，因為他們可能由于忙于工作而很少探訪父母，甚至連打個電話的時間都沒有，或者很少回家、很晚回家，也沒時間做家務，等等。當然，很多人會認為這是在混淆概念，因為忙于工作以至沒有時間做家務和由于懶惰而不愿意做家務，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可又如何能清晰地區分這兩種情況呢？　

　　彭山縣在辦法試行過程中之所以能了解到一些實情，不一定是因為這種評價指標十分科學，而是受訪者并不非常清楚自己提供的這些情況有什么作用。比如，有的物管人員在接受調查時，就誤以為是“紀委的人”在調查當事人，因此只能“老老實實回答”。至于說因不愛做家務而被扣分的那名干部的妻子，則“知道考察組是來考察丈夫的，但不知道不做家務要被扣分”。　

　　這說明，考察組調查到的干部私德狀況，很可能是“歪打正著”——如果物管人員知道自己的回答關系當事人的升遷，他會如實反映還是送個順水人情呢？坦承丈夫不做家務的妻子，其真實用意甚至也可能是：丈夫總是忙于工作而無暇顧及家務，她只是由于不知情而弄巧成拙罷了。當這一試行辦法被廣泛知曉后，它還真的能考察到當事人的真實狀況嗎？　

　　官員固然應比普通人顯得“更有道德”，但“更有道德”應體現在什么方面，卻值得推敲。對于握有公權力的官員來說，其道德感體現在“公德”和“私德”兩方面，兩者兼顧當然很好，但很多情況下不一定能兼顧，因為“私德”靠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的社會輿論來調整，而“公德”要靠約束權力的種種制度機制來保障。　

　　比如，一個生活中孝敬父母、愛做家務的官員，可能是一個隱藏很深的腐敗分子。一個楷模官員，則可能由于把過多精力用在“公德”建設上，并不是一個“私德”方面的模范。一個好官員，其道德優勢應當而且只能體現在其能否恰當地行使公權力上。　

　　如果能嚴格地把官員的道德優勢界定在使用權力上，很多爭議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比如，在私生活中批評他人要有理有據，否則就是誹謗，而對于官員，這樣的標準就要放寬到只有有實際惡意才能構成誹謗，其他的批評哪怕不是那么有理有據也屬于正常的輿論監督。再比如，對于普通人來說，有多少財產屬于隱私，而對于官員來說就應當是必須公開的項目，因為其財產狀況與公權力的使用有直接關系，等等。　

　　這意味著，要說官員應當有高于普通人的道德水準，也應該體現在與使用公權力密切相關的方面，因為這是規范和約束權力的必然指向。任何試圖把官員打造成“私德”楷模的努力，并不足以解決對官員提拔重用公信力不足的困境。這是因為，一些官員本應履行的職業道德義務都沒有得到很好地落實，從“私德”約束上尋求突破豈非緣木求魚？（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