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思維”推動精神衛(wèi)生立法
時間:2011-06-13 13:01 來源：人民日報
日前，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精神衛(wèi)生法草案，征求社會各界意見。在歷經(jīng)26年的醞釀討論之后，這項與公民權利和社會秩序密切相關的立法工作，進入了沖刺階段。
草案在立法宗旨、保護對象、診斷治療、權利救濟等方面，作了比較完善的規(guī)定，特別是，總體思路體現(xiàn)了一種“權利思維”，不僅要求提高預防、治療、康復水平，也強調加大救助力度，不歧視精神障礙，切實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和人格尊嚴；不僅對非自愿住院醫(yī)療制度明確條件、嚴格程序，確保精神障礙患者不因貧困得不到救治、不因疏于管理而傷害自身或者危害社會他人，更特別強調，無需住院治療的公民不能被強制收治……這些思路，獲得了公眾普遍肯定。
一部屬于“醫(yī)學領域”的草案，之所以引起公眾關注，與近年來精神障礙問題屢屢升級為社會熱點、成為社會管理新難點有關。
統(tǒng)計表明，我國精神疾病患者超過1億人，其中17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患者約3000萬人，重癥患者約1600萬。重癥患者中，因家庭貧窮無錢治療、救治通道狹窄無處救治等各種原因，只有20%就醫(yī)。大量流散社會的重癥患者，無論從對社會的可能危害看還是患者自身的利益考慮，都是一種社會隱痛。
相對于“該收治的未被收治”的現(xiàn)實，一些地方則還存在“不該收治的亂收治”現(xiàn)象。精神病認定、鑒定機構主體的不夠明確、收治程序的不夠規(guī)范、司法救濟的制度空白，造成一些執(zhí)法困惑，也出現(xiàn)“精神病”成為某些人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打擊上訪人員的口實，影響惡劣。
如此，精神衛(wèi)生的立法“提速”，讓人欣慰。它傳遞出一個積極的信號：精神病問題不僅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而且立法和管理部門正在探索新的管理理念，讓管理與服務并重，進一步體現(xiàn)對權益的尊重、對權力的規(guī)范。
同樣欣慰的是，征求意見剛剛開始，一些討論正在專家、學者和公眾層面熱烈展開，不少內容也引起關注。比如能否賦予各級政府、醫(yī)療機構、相關監(jiān)護人和社會組織更明確的權利和義務；能否在政府經(jīng)費保障、精神疾患納入工傷和醫(yī)保等方面力度更大；在普遍關注的“強制收治”上，能否確立監(jiān)護人意思主導和精神病人自身權利保障兩大基本原則，能否賦予利害關系人可訴性救濟權，避免那種讓當事人一旦被疑為“精神病”，就得不到申訴、辯護甚至親屬探望等現(xiàn)象的發(fā)生……不管意見最終能否被采納，公眾的熱情與見解，本身也應該成為立法和管理的一種資源。
越來越多的事實提醒我們，把精神病特殊人群以及被裹挾進來的少數(shù)上訪人員視為防范對象的思路，不可取。應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寓管理于服務中，為精神障礙者提供特殊關懷。相信，在政府、社會和家庭的合力之下，精神衛(wèi)生法有望為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提供有價值的理念，促進社會的“心理和諧”。（陳杰人）
草案在立法宗旨、保護對象、診斷治療、權利救濟等方面，作了比較完善的規(guī)定，特別是，總體思路體現(xiàn)了一種“權利思維”，不僅要求提高預防、治療、康復水平，也強調加大救助力度，不歧視精神障礙，切實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和人格尊嚴；不僅對非自愿住院醫(yī)療制度明確條件、嚴格程序，確保精神障礙患者不因貧困得不到救治、不因疏于管理而傷害自身或者危害社會他人，更特別強調，無需住院治療的公民不能被強制收治……這些思路，獲得了公眾普遍肯定。
一部屬于“醫(yī)學領域”的草案，之所以引起公眾關注，與近年來精神障礙問題屢屢升級為社會熱點、成為社會管理新難點有關。
統(tǒng)計表明，我國精神疾病患者超過1億人，其中17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患者約3000萬人，重癥患者約1600萬。重癥患者中，因家庭貧窮無錢治療、救治通道狹窄無處救治等各種原因，只有20%就醫(yī)。大量流散社會的重癥患者，無論從對社會的可能危害看還是患者自身的利益考慮，都是一種社會隱痛。
相對于“該收治的未被收治”的現(xiàn)實，一些地方則還存在“不該收治的亂收治”現(xiàn)象。精神病認定、鑒定機構主體的不夠明確、收治程序的不夠規(guī)范、司法救濟的制度空白，造成一些執(zhí)法困惑，也出現(xiàn)“精神病”成為某些人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打擊上訪人員的口實，影響惡劣。
如此，精神衛(wèi)生的立法“提速”，讓人欣慰。它傳遞出一個積極的信號：精神病問題不僅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而且立法和管理部門正在探索新的管理理念，讓管理與服務并重，進一步體現(xiàn)對權益的尊重、對權力的規(guī)范。
同樣欣慰的是，征求意見剛剛開始，一些討論正在專家、學者和公眾層面熱烈展開，不少內容也引起關注。比如能否賦予各級政府、醫(yī)療機構、相關監(jiān)護人和社會組織更明確的權利和義務；能否在政府經(jīng)費保障、精神疾患納入工傷和醫(yī)保等方面力度更大；在普遍關注的“強制收治”上，能否確立監(jiān)護人意思主導和精神病人自身權利保障兩大基本原則，能否賦予利害關系人可訴性救濟權，避免那種讓當事人一旦被疑為“精神病”，就得不到申訴、辯護甚至親屬探望等現(xiàn)象的發(fā)生……不管意見最終能否被采納，公眾的熱情與見解，本身也應該成為立法和管理的一種資源。
越來越多的事實提醒我們，把精神病特殊人群以及被裹挾進來的少數(shù)上訪人員視為防范對象的思路，不可取。應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寓管理于服務中，為精神障礙者提供特殊關懷。相信，在政府、社會和家庭的合力之下，精神衛(wèi)生法有望為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提供有價值的理念，促進社會的“心理和諧”。（陳杰人）
編輯:張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