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心臟七個支架，“支心”還是支錢

　　濟南某公司一位副總經理因為心梗住院，接受支架治療手術，先后被放進7個支架，花了十幾萬元。“支架放3個以上就失去臨床意義，放7個純粹變成賣支架。”山東省胸科醫院醫學工程部主任毛樹偉說。（2月20日《珠江晚報》）

　　本來，就心臟病治療而言，最好的方案是搭橋手術。為什么許多醫生偏愛放支架呢？說穿了，不僅因為支架利潤豐厚，而且因為醫生能夠從中拿到回扣。據報道，一支進口支架到岸價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漲到近2萬元；每個支架醫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每放一個進口支架，醫生能拿到2000元回扣。如此有利可圖，哪個醫院和醫生不愿意放支架？

　　看病貴，一直以來為人詬病。貴在哪里？很大程度上與過度醫療有關系。一人被放7個支架，真驗證了一句民謠：“生不起，剖腹一刀8000起；病不起，治療費利潤10倍起。”這種過度醫療使醫院和醫生變成了“宰客”逐利的機器。據衛生部統計，我國衛生總費用2010年為19600億元，比2005年增加10941億元，5年間年均增長13.6%，遠遠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其中，既有物價上漲、技術進步等因素帶來的合理增長，也有過度醫療造成的不合理增長。

　　過度醫療不僅加劇了看病貴，也給患者身體健康帶來隱患。“在沒有炎癥癥狀的情況下”，每天給孩子注射抗生素頭孢他啶，難道沒有危害？一個感冒，連續打3天的“慶大霉素”，怎么能不導致未成年人急性腎小管壞死？反正重復檢查、分解收費、藥價虛高等早已成為過度醫療的常態。說穿了，就是時下的醫療業處于一種短缺狀態，醫患雙方在醫療信息與技術上處于不對等地位，患者對所享受的醫療服務沒有選擇權，完全是“被醫療”。于是，過度醫療的現象屢見不鮮。不是早有深圳患者褚少俠住院119天，被收費92.27萬元；哈爾濱患者翁文輝住院82天，被收費138.9萬元嗎？

　　當然，一人被放7個支架，只不過是過度醫療的冰山一角。之所以引人注目，關鍵是在降低了用藥收入比重之后，醫院又提高了設備檢查收入比重，導致公立醫院過度醫療“按下葫蘆起來瓢”，受害的不僅是病人，還有公立醫院的形象。

　　記得為降低房價，溫家寶總理要求開發商體內多流些“道德血液”。我想，作為懸壺濟世的醫院和醫生，是否也應該多流些“道德血液”來拯救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呢？否則，等醫德喪失、社會道德滑坡，醫院和醫生都“病得不輕”了，老百姓再也不愿意相信醫院了，我們的社會該何去何從？（呂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