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11日國務院召開的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指出：對市場主體而言，“法無禁止即可為”；對政府而言，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句話，言簡意賅地為政府與市場間劃出了一條明確的邊界線，也為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給出了明確的方向。

　　過去，無論是外資還是內資企業(yè)，其生產經營活動都只能在指定范圍內進行。應該說，在政府起主導作用的市場初創(chuàng)時期，這樣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漸進式的市場開放節(jié)奏，既有利于集中當時有限的生產資源用于該用之處，也有利于對沖始終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種種爭議，維護應有的共識。但在市場經濟體系業(yè)已確立的今天，政府指導市場主體的做法愈來愈顯現出其弊端。全面指導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為審批制尋找到了合法性，這實際上也為審批制所帶來的種種腐敗和抑制經濟的行為創(chuàng)造了合法性。市場具有比行政意志更為敏感的經濟意識和更為快捷的糾錯能力，如果只能囿于規(guī)定的條條框框內行事，盡管可能防范一定的市場風險，但卻必須付出昂貴的成本，而且，并不能排除更大的結構性風險。

　　尋求改革紅利，就必須打破禁止式的經濟管理體系，讓市場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出于這一目標，在去年設立上海自貿區(qū)時，已經確立了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即除了負面清單不準涉及的項目外，均交由市場主體自由選擇。李克強對市場主體而言，“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新概括，實際上是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從上海自貿區(qū)的框架拓展到了全國范圍。這也就意味著，“法無禁止即可為”將成為普遍適用的市場法則。

　　與“法無禁止即可為”相對應的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其實是在解放市場主體的同時，對行政權進行了更明確的限定。長期以來，權力管不了閑不住的手幾成慣性，甚至發(fā)展出了權力部門化、權力私有化的現象。究其根源，都是因為權力的運用缺乏清晰的授權來源，或者清晰的授權來源無法落地。此前行政許可法等相關法律制度在實踐中的弱勢，已經表明這一點。

　　事實上，“法無禁止即可為”和“法無授權不可為”，作為起碼的政治常識，早已眾所周知，但為什么在現實中經常無法兌現？說到底，是沒有建立起市場與權力的對等關系，權力可以越界而為。因此，要做到“法無禁止即可為”，首先要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這也就意味著，政府部門需要建立明確的權力清單，并且“照單行事”。有了這樣的行政習性，市場主體與權力之間，就能形成雙贏式的共生關系。（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