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地產商化，有著深層的制度合力使然，唯有體制性難題得到根本解決，新一輪中國城鎮化“動車組”方能跑得又穩又快，不再重復“昨天的故事”。

　　近日在京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是一次令人矚目的會議。此次高規格的會議，系統全面地研究和闡述了推進城鎮化的時代背景、戰略意義、基本原則和六大重點任務，可謂從最高決策層的層面為下一階段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定了基調、畫好藍圖，即將破題落筆、進入實操。

　　在這種宏偉的藍圖和全面的利好面前，如何讓中央的戰略意圖落到實處、不打折扣，避免偏差、誤讀甚至曲解，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億人的大國來說，依然可以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崎嶇的，必須對困難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而在諸多困難之中，尤其要警惕片面的“經營城市”思想卷土重來。

　　客觀辯證地看，多年前頗為流行的“經營城市”理念，在改革開放的初級階段，讓剛從計劃經濟中走出來的人們感到耳目一新、啟發良多，也為不少城市的趕超式、跨越式大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從高速公路的“借雞生蛋”，到招商引資的“借船出�！�，再到與房地產開發商聯手打造各類“新城”、以花樣繁多的融資平臺為“城市運營”輸血……種種嘗試，為城市硬件更新換代、城市財政注入一股活力。然而，上一輪城鎮化的大發展也遺留下顯而易見的諸多毛病。其中最遭人詬病的便是，地方政府在這種城鎮化進程中部分地“地產商化”，“經營城市”簡化、異化為偏頗的“經營城市地塊”。

　　從而，土地財政漸次成為制約地方政府轉型的嚴重掣肘，最明顯的莫過于城市住房問題的積重難返，以及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與“住宅新城”的巨大脫節。兩院院士吳良鏞就曾批評，各地不斷人為生造的超大規模的“住宅城”已成為制造交通擁堵的源頭，由于“住宅城”的就業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區布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間奔涌。反之，醫院、學校、垃圾處理場等公共設施跟不上城市和人口擴張速度。與此同時，炒地、賣地沖動，又刺激著“城市經營者”的“包裝沖動”——早在十年前，中國便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大都市”，約占全國667座城市總數的27%。如此貪大求洋、狂飆突進式的勃勃雄心背后，隱約閃爍著很多城市對地價升值的揠苗助長式渴望。

　　可以說，三十年來城市化進程中的兩個最大的躍進化現象，一是人口的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土地的快速城市化，二是經營城市的沖動超越經濟發展規律，均與這種偏頗的“經營城市”思想有著直接關系。而下一輪城鎮化之所以被稱為“新型城鎮化”，原因也莫過于此。

　　此次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既要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職能”，“城市規劃要由擴張性規劃逐步轉向限定城市邊界、優化空間結構的規劃”……這些表述，說明中央對過往的城鎮化發展的短板看得很清晰，也未雨綢繆、打下了預防針。

　　當然，地方政府的地產商化，有著深層的制度合力使然，包括以往干部考核的唯GDP論、中央與地方收入分成的財稅體制等等。唯有體制性難題得到根本解決，新一輪中國城鎮化“動車組”方能跑得又穩又快，不再重復“昨天的故事”。上述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關注并有論述，希望早日變成具體舉措，避免在一些地方，偏頗的“經營城市”思想在新一輪城鎮化進程中殺個“回馬槍”。(社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