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獲悉，今年7月，最高法院答復全國人大代表孫曉梅關于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議時，明確表示完全贊成廢除嫖宿幼女罪，認為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雖然對被告人進行了處罰，但也認可了幼女“賣淫女”的身份，這一標簽是對幼女的極大侮辱。

　　從這份答復看，最高法院謹守了審判權邊界。一方面，明確表示贊成并希望推動廢除嫖宿幼女罪;另一方面，在現行法框架下也承認并聲稱要進一步規范嫖宿幼女罪的適用。今年10月24日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規定，以金錢財物等方式引誘幼女與自己發生性關系的，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幼女被他人強迫賣淫而仍與其發生性關系的，均以強奸罪論處。這被不少法律界人士解讀為“凍結嫖宿幼女罪意圖明顯”。

　　有意思的是，全國人大法工委在答復孫曉梅的建議時，給出了與最高法院相反的意見。全國人大法工委稱，“簡單取消嫖宿幼女罪，恢復到1991年《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規定的按照強奸罪處理的做法，可能并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在全國人大法工委看來，“目前主要問題出現在執法環節，法律適用錯誤導致一部分明顯屬于強奸性質的案件，被作為嫖宿幼女罪處理……”執法中的問題當在執法中解決，全國人大法工委因此建議，“進一步明確法律適用的界限，并加強法律監督，保證嚴格執法”。

　　圍繞嫖宿幼女罪的存廢之爭，司法機關認為這是“立法問題”，立法機構認為這是“執法問題”。公權力之間這種針鋒相對的爭論能公開，并不多見。在民主立法日益推進的今天，這種公開又屬必須。嫖宿幼女罪的存廢之爭由來已久，“兩會”上的相關建議、議案、提案亦不少見。但多年來，修法毫無進展，個中原因無從得知。

　　在立法日益開放，公民參與立法謂為潮流的今天，嫖宿幼女罪的存廢也需要公開博弈。顯然，全國人大法工委的答復沒有解釋，為何取消嫖宿幼女罪“不利于問題的解決”。至于“嫖宿幼女罪”被列入刑法“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立法的出發點顯而易見是社會管理，而不是基于保障人權。建言廢除“嫖宿幼女罪”，也不是要簡單地一廢了之，而是讓“嫖宿幼女”(實為強奸)首先回歸到侵害公民人身權的類罪中來。這點亦為最高法院的答復所強調，但全國人大法工委則對此未置可否。

　　不拋棄將受害幼女等同于賣淫女的歧視性思維，就不可能有科學立法。嫖宿幼女罪的存與廢需要公開博弈，也亟待修法論辯的進一步深入。公權力之間的“掐架”有時并非壞事，充分、有效的辯論才是科學立法的必由之路。（王云帆）